朋友在地方政府公共济贫部。聊起老人医疗计划，他深有感触：在美国最糟的就是做一个中不溜儿，上策是做富人或是做穷人。
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还在等候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引起“是否违宪”争议的，是对购买医疗保险的强制，违者罚款。被强制人群，就是不上不下的中间阶层。富人当然没这个问题，穷人也没这个问题：他们的医疗早已解决，而且优于中间阶层。这涉及美国的福利制度。
最早，没有政府必须做福利的概念，唯有教会为先的民间慈善。很长时期，美国是州强联邦弱。国民首先是州的公民，所以最早都是州政府的福利。随着联邦政府强起来，罗斯福新政时期的1935年《社会保障法》，成为福利制度里程碑，联邦政府从此走向福利前台。
30年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有肯尼迪政府号召消除贫困，推行《新前沿规划》，联邦福利推向高潮。当时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民权”二字成为一个时代关键词。一系列福利立法都归在了保障民权的名下。
当时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Charles A. Reich，冲在新时代的前沿。当学生时，他做过《耶鲁法律杂志》主编。1953年，他受雇于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大法官，为他工作一年。1970年他写了本讴歌60年代反文化青年运动的书：《绿化美国》，十分畅销。在学术上，他提出“新财产权”论，为福利应该是基本公民权利提供依据。他认为，庞大税收已经使得政府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些财富的再分配，包括福利，就是私权即“财产权”的设立，需要保护。
这样一来，就和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第十四条挂了钩，即任何人“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和财产。”Reich教授把个人取得社会福利认定为私人财产，有“权利”拿，也不得随意取消。在当时社会的疾风暴雨中，观念在急速变化震荡，没人能够避免头脑风暴，学界首当其冲，甚至连极为冷静的联邦最高法院也不能幸免。
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戈德堡对凯利(Goldberg v.Kelly)一案中，也确认福利是一项财产权。把福利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很快，联邦最高法院几乎立即在丹德利奇诉威廉斯(Dandridge v. Williams)一案中回摆，认为州政府有权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尺度去发放福利，并非一定要满足受方需求，只要尽力而为，就既不算是违宪，也没有违反《社会保障法》，即福利只是“特权”而非“权利”，发放福利的政府一方，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斯图尔特大法官还在此案中提到，“公共项目中棘手的经济、社会抑或哲学问题，和法院无关。”
福利毫无疑问牵涉经济，没钱就没福利。但在背后，因涉及趋利的基本人性，也是有哲学和社会问题。
如何处理福利，自由派和保守派、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有争论。Reich教授的“新财富论”强调福利的公民权高度，显然和他更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自由派立场一脉相承，而保守派更多认为，济贫过度会鼓励懒人、违背了美国个人奋斗精神，更担忧伤害经济，最终包括穷人在内的整个社会都沦为受害者。实际上两边都没错，两党政治家都明白，需要的是两边的平衡。
所以，虽然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总统里根曾宣称，既然济贫制度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并不能消除贫困，废除也罢，但他当然知道，废除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以自由派著称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却签署了1996年的福利改革立法，大幅削减了公共济贫。再看欧洲国家，福利冲高容易回落难，一提福利改革，政治家先要有民众上街暴动的思想准备。相比之下，美国传统很务实。
但是，难就难在，不论怎么改革，现实中永远无法真正平衡两端，尤其是福利中的公共济贫。所以福利争论是两党的永恒话题。
举个简单例子。看上去，公共济贫中的老人救济，没有“养懒人”问题，应该最容易处理。规定很简单：65岁以上，存款低于2000美元，就可进入老人济贫计划。自住可以保留一套住房，哪怕是一栋豪宅;无住宅可申请老人公寓，月租是收入的1/3。我曾经访问过一个中国老人，自报收入是每月200美元，每月只需为住房支付60多美元，公寓的大花园美极了，有公共交流空间，有公共的基本照顾。政府每月还要补足他约800美元的最低收入。最诱人的就是，医疗无上限。而非济贫对象的享受的政府医疗保险就有上限，不是高枕无忧。怕万一得大病耗尽积蓄的，还需要购买第二、第三保险，也是不小的负担，所以一般人会宁可冒险，不去购买补充保险，但心里并不踏实。最踏实的是穷人，一切政府全包，不仅是医疗，还有生活照顾和锻炼康复的护理。同样，论医疗，青壮年的济贫计划，因为政府全包，也优于中产阶级的自购医疗保险。
可是，要进入济贫计划，不是你得穷吗?未必。
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在华人聚集的城市里，就有台湾的前将军、大陆的前高官，只要积蓄放入儿女的账户，立地就可以做“穷人”。虽然在法律上涉嫌欺诈。但只要家庭配合，很难被发现，在移民文化中，一般没有负罪感和心理障碍。
老年济贫还只是福利的一个很小部分。穷人有安稳的晚年，这是社会的责任。所以，既要照料弱势群体，又要防止聚集起来的社会财富被侵蚀，平衡很难。朋友说，地方财政的最大一块，就是切给了他所在的公共济贫部，其次，才是警察局。而公共济贫的钱，包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拨款，就是纳税人的钱，眼看着，稀里哗啦流水一般，就流出去了。
他的体会是，福利制度真要做好非常难。所以需要有两派、需要有两党、有争执，才会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调整、不断纠错和平衡。虽然，平衡很难。
再回头看，“选择做穷人”没有损失。老人有住房的，损失就是在离世后政府会收去你的住房。朋友解释说，假如你拥有一栋豪宅，而房价扣除政府花在你身上的钱，尚有结余，这结余的钱还是由子女继承。假如房价很低很低，换政府福利，绝对就“值”了。
“所以，”朋友问，“你们的房子值多少钱?”听到我报价那么低，他大笑道：“那就不用为未来的医疗犯愁了。拿定主意，去做一个穷人吧!”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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