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78年10月访问日本是为了以中日合作来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但同时他也知道，除美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日本一样有助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日本与中国相邻，而且许多日本人都乐意对中国慷慨相助。邓小平清楚，要搞好中日关系，就要让日本知道中国是稳定的，也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同时，他也必须克服国人对于与昔日敌人合作的抵触情绪。
邓小平访日期间，随行的电影摄制组拍下了日本现代化的工厂和铁路，也拍下了友好的日本人表达援助中国意愿的画面。邓小平明白，这些画面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一直受仇日教育的国人接纳日本人，并将其视为客人、雇主和老师。然而，这个任务的难度不亚于说服日本人对华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邓小平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个人不难对国家利益作出冷静的判断并采取相应对策。1978年时，日本和美国都对苏联的扩张感到警觉，急切地想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这就为邓小平提供了机会。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在邓小平访日前，为签订条约、巩固中日关系的谈判已经拖延多年。这其中的关键桎梏是中国要求签订的条约应包含反霸权条款。该条款规定，中日双方均不寻求地区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寻求霸权。但是日本对此无法接受，这会触怒苏联。虽然日苏关系从1976年便开始恶化，但日本希望尽量避免与任何国家发生全面对抗，因为其在海外的军力有限。
正在僵局难解之时，邓小平于1977年9月和10月分别接待了一些对中国抱有同情的日本政界领袖。邓小平与他们探讨了达成中日协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热切希望与中国接触的各界商业团体和地方组织也都展开了游说，希望以更加灵活的方式签订条约。
1978年3月，谈判有了一些进展，日本似乎愿意接受一个略加修改、措辞谨慎的声明。日方认为，如果在协议中加入一个语气缓和的条款，声明条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那么苏联也许能够接受。
1978年7月21日，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中日正式谈判启动。到8月初，日方已经充分相信中方将在缓和语气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于是时任日本外相园田直亲自赴京参加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8月12日正式签订。
为何邓小平会在八个多月的谈判后忽然决定打破僵局，同意日本的要求将不针对第三方的条款写入条约?他的确急于搞现代化，但当时中越即将发生冲突的情况也使得推进中日谈判变得更加迫切。中日正式谈判启动前两周，邓小平宣布从越南撤回所有中国顾问。他当时可能就预感到越南会入侵柬埔寨，一旦事态变化，中国将被迫作出反应。为了不让苏联介入，邓小平需要尽快巩固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如他所料，苏联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对日本不满，但鉴于不针对第三方的条款，苏联容忍了这一条约。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方本应回访，但6年来尚未有过中国领导人到访日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未要求中方高层领导人前往日本出席签订仪式，但是很明显，邓小平已经准备好要出访这个岛国了。
邓小平成功访日
邓小平1978年的访问在日本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是中国与这个岛国邻居交往2200年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
在日本时，邓小平说，尽管在20世纪曾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但两国已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他愿意看到一个中日友好的未来。邓小平的这番话让日本人深为感动，他们明白日本的入侵曾给中国人造成过多大的苦难，也非常希望表达他们的歉意并伸出友谊之手。
邓小平访日期间，许多日本人都表达了他们的歉疚之情，日本政要也保证不会让悲剧重演。邓小平接受了他们的道歉，也并未要求他们进一步详述昔日暴行。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也是表达他们忏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在为中国的繁荣做出贡献，这本身就是在增加两国和平共处的机会。
对于中国人而言，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拍下的影像和图片让他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对邓小平的热情欢迎，日本的新技术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有多么落后。
在日方为邓小平举办的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行了会谈。会谈开始时，邓小平掏出一包熊猫牌香烟递给了在座的每人一支，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起来。在园田直和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签订并交换了正式条约文件后，邓小平出人意料地给了福田一个大大的拥抱，福田显得有些尴尬，但他很快便恢复了正常，将这个拥抱看作是一种善意的举动。
邓小平对日方说，他来日本有三个目的：第一，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向几十年来为推进中日关系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第三，像徐福一样访“仙草”。说到这里，在场的日本人都笑了，他们都对徐福的故事非常熟悉。秦始皇曾派徐福东渡扶桑寻找让人长生不老的“仙草”，而邓小平则解释说他真正想要的“仙草”是现代化的秘诀，想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则风趣友好地说道，最好的“仙草”就是中日友好。
邓小平对自己在国内的权威很自信，也很熟悉与他会面的许多日本人，因此他能够轻松自然地展现个人魅力。被围绕在人群中时，他知道自己能打动听众，并兴致勃勃地回应他的听众，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赢得听众的心。
在参观日本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好的管理又与国家制度相关联。他希望学习日本的经验。日本从二战时期政府主导的封闭经济体成长为50年代更加开放、有活力的经济体，邓小平知道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日本政府是如何做到的?他要想办法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带回中国，而日本商界，尤其是那些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曾去过中国的日本商人，都已准备好向中国慷慨相助。
邓小平还召开了在中国从未举办过的记者招待会，成为举办西式记者招待会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大约400名记者参加了此次招待会。当一位记者问到钓鱼岛归属问题时，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然而，邓小平回答道，这个问题中国同日本有争议，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方法。在座的人顿时松了一口气，钦佩邓小平巧妙的回答。随后，当有记者问及他对这次访问有何印象时，邓小平对日方的出色接待表示了感谢。他说，他受到了天皇、日本商界和日本各界人士的热情款待，虽然这次访问非常短暂，但他希望中日能够世代友好下去。日本人非常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在邓小平的讲话结束后，在场的人起立鼓掌了好几分钟。
为什么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举办记者招待会就获得了如此的成功?这一部分是因为邓小平在国内曾有过向不同的人群解释问题的长期经验。但是，他的成功还应归因于他对日本事务和观点的了解、解释中国政策时的自信、承认中国存在问题时的坦率、他对日本显而易见的善意，以及他轻松生动的言辞。此外，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都明白邓小平访日是历史性的，这开辟了两国和平共处的新时代。
邓小平访日后，他对“管理”一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此后他便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这个词。中国人一直以为西方国家剥削工人，而邓小平想让国人明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日本工人有自己的住房、自己的车，还有中国没有的家电。邓小平在日本不仅见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读到过的东西，他还想学习日本人是如何管理员工、并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效率的。他从日本之行中总结道，“我们一定要抓管理，光搞生产是不够的，还要提高质量。”一个世纪前，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们曾坚持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邓小平用“管理”这一中性词提倡向西方学习，同时也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坚定信念，这样他就能够引进比技术更多的东西，并减少国内保守派的抵触情绪。邓小平确实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也能利用现代管理。
邓小平访日成果
邓小平访日结束前，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分管经济的官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进一步考察。代表团回国后，顾问邓力群以日本的模式为样板牵头成立了质量控制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代表团还为各省高级经济官员制定了学习日本经验的培训项目，例如如何调整价格以反映生产成本、如何根据市场需求而非强制性计划来制定生产目标等。许多中国的工厂打出了标语，强调学习日本管理体系并设立培训计划的重要性。
邓小平还开启了文化交流，将日本的文化带入中国。日本电影在中国大受欢迎，增进了中国人对日本这个民族的了解。邓小平知道，这种文化上的欣赏可以为增进中日经济与政治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民众对日本人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
到1980年12月，中日关系已经大为改善，双方举行了第一次内阁级联席会议。此外，黄华与时任日本外相伊东正义签署了一项协议——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会长期以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贷款。日本企业在中国各地建厂;日本贸易振兴会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室，利用其在日本企业界的广泛关系为中国企业寻找愿意提供各方面培训的日本公司。在邓小平执政期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在协助中国工业和基础建设方面发挥过如此大的作用。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本刊特约记者王原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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