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理解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上的态度实在是有些困难。为什么在如此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面前，日本政界总会时不时有人跳出来妄加否定?为什么日本主流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态度依然是缺乏反省精神?如果只是将之归结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崛起，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在日本学者津田道夫的这本《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中，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
津田道夫生于1929年，是对战争有切身体验的一代。战后不久他就投身于日本的民主运动。长期以来，他对独断、压迫、不公、歧视以及美化侵略、诋毁亚洲人民的批评可谓一以贯之，对本民族的自省亦从未稍懈。津田道夫在本书开篇时就写自己参加南京陷落时，日本举行的庆祝游行，当时他才上小学二年级。我想，对于泯灭人性、蔑视生命的大屠杀，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值得庆贺的。
为什么日本普通的家庭成员、正直的劳动者、平凡的大众，一穿上军装，就会变得那么残虐?为什么举国上下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对他国人民的屠杀与奴役?作者认为这是和日本大众特殊的精神构造有关。对于我们而言，如果不从这种精神构造的层面去思考，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战争过去了几十年，对铁板钉钉的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大部分日本人不面对、不承认、不忏悔、不反思?
日本大众的战争盘算
和一般着眼于政治统治者的战争责任不同，作者以为日本大众也有不可推诿的战争责任。作者以他的父亲这样一个普通庶民教师的精神生活为素材，从战争的日常体验来思考这一问题。在其父亲的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对战争完全不加批判的支持：“七月十一日(注：1937年)，多云，有时晴，傍晚小雨。支那方面无视停战协定，事态严重。——支那实在是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不知使本国强盛而轻易地受人纵容，实在是愚蠢。”
在战火飞向上海(1937年8月13日)后，他父亲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八月十五日，晴。总是日支问题。日本空军在上海轰炸敌人根据地的号外到了。痛快的新闻。虽如此，昨天支那重轰炸机无休止地轰炸，造成了支那人和外国人共约千名的死者和约一千五百名的伤者。政府抛弃了不扩大方针，依然站了起来。”像日记中所表露的这种情绪，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因此也就有了在日本攻陷南京后日本社会的全民狂欢。
当然，在这种全民狂欢的情绪背后，还有很大程度的利己盘算。作者在书中引用了战前右翼领袖之一的橘孝三郎曾在列车中听到“一伙纯朴的乡巴佬”的对话：“‘不管怎么说，日美战争快些打起来好。’‘那样的话，大概就会景气了。但能胜么?美国大着呢!’‘不知道。但日本军队是世界上最强的。’‘这当然，世界第一。但士兵世界最强，军队资金跟不上。’‘嗯……’‘饿着肚子可不能打仗。’‘这当然。不过管它败不败的，打了再说。胜了当然是我方的，想抢多少钱就抢多少。败了，像美国这样的对手也没什么大不了。成了美国的附属国，说不定日子反倒更好了。’”橘孝三郎“听了这伙纯朴的乡村老人的话，茫然若失”。1932年，时值“昭和恐慌”，都市中充斥着失业者，农村的困顿可以“卖女儿”和“饥饿儿童”为象征。在这样的状况下，自暴自弃就弥漫于找不到出路的人们中。
“纯朴的乡村老人的话”所示固非自觉思想，但大众思想的实态本以非自觉为常态。这些村夫的对话充分表现了当时日本大众在迷茫中的沉沦、无奈、实惠、势利、狡黠。
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的日记中亦曾有类似的记载。在1937年12月12日，即南京陷落前一日中记载了准备攻城的士兵们令人恐惧的话：“‘不用愁，进了南京和无锡一样，什么都有。’我吐了一口烟。‘女人也有吧?’……‘是啊，东兄，我要尽可能多带，回去的话，开个古董店。’”像这种有关“缴获”战利品的谈话，在津田道夫整理的材料还有很多。
若说“纯朴的乡村老人”是为了精神宣泄打趣的大话，后者则是为了缴获眼前显示的“战利品”的商谈了。
作者认为，所谓“惩罚暴支”的“圣战”方针，在此便和一个个庶民的算计──“缴获”亦即掠夺计划──结合在一起。这里体现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中的利己主义。但这一利己主义“没有升华到人权的高度，仅表现了狭隘的庶民的算计=物欲。明治初期一度为人瞩目的民权论，很快就被国权论所吸收。而且将这样一个大众物欲主义转化成了侵略主义的能动力。当然这样一种缺乏人权的利己主义，在战后依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思，这也导致了现今日本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上的近似于冷漠狡辩与强词夺理。
天皇崇拜和蔑视中国的思想
不过上述这一点还不足以构成南京大屠杀的大众意识层面的全部。作者认为，天皇崇拜和基于此的“圣战”思想与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结合，亦是“大残虐”在士兵个人精神上的重要源头。
据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日记记载，在东史郎接到征召令后，他母亲前来告别，他母亲很冷静地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他母亲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东史郎写道：“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里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这种根源于天皇崇拜和圣战思想的行为，并不少见。“靖国神社事件”即是最为突出的案例。
而日本民众“忠君爱国”的“圣战”意识的另一极则是对中国乃至中国人的蔑视。蔑称中国人的所谓“ちやん”(呛)“ちやんちやん”(呛呛)“ちやんころ”(呛括咯)等语言，是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在日本流行的。但早在甲午之前，昔时那种对中国的崇仰已不复再见。鸦片战争后中国屡蒙西人之辱，日本人在震撼之余已萌轻视中国之心。
在作者父亲的日记中这种鄙视中国的情绪随处可见。比如时在华北前线的作者的表哥从太原附近发出的一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发信日期未载)有这样一段话：“在残破的墙壁上大书着‘抗日救国，山西的民众都起来参军’，道路两侧延续着深两米的战壕，驴慢吞吞地走着。到昨天为止还在高喊抗日的ちやんころ举着写有欢迎大日本的旗帜稀稀拉拉地走来。”作者说：“这里对‘ちやんころ’所表现的软弱、狡猾的蔑视感，我想并不只是我才会感到。父亲也接受着这一感情，为在前线作战的外甥感到自豪。”作者总结认为：“这样对中国侮辱的思想、感情，除了极少数的先觉，已遍及国家的规模。而且‘圣战’的方针——‘暴支应惩’——和这一蔑视感相结合，以庶民利己主义发泄的‘大残虐事件’几乎使所有的官兵都没有抗拒感便接受了。我们是背负着这样的思想史的现实，被定位于这一历史中的。”这也导致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冷漠与无情。
但这样一种蔑视之情，在战后也并没有因为中国的胜利得到多少削减。战败后，在日本大众没有产生出评价战争意义和对自觉接受战争责任的想法。从战前战时继承下来的对中国的蔑视情绪毫无变化地延续下来。作者引用当时的一份调查文件说：“即使对英、美是无可奈何，但对支那那头让人气愤。”“即使英美苏登陆无可奈何，但让蒋介石手下人登陆摆架子让人气愤。”“支那人、朝鲜人都要来逞威风了，索性带了孩子死了算了。”等等。于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否认，也就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再加上，一些政治势力的鼓动，侵华历史就屡屡成中日关系难以逾越的门槛。
当然，把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作为问题，并不是说日本的天皇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可以免罪。重要的是，日本大众狭隘的利己主义、天皇崇拜、圣战思想，以及对中国的蔑视情绪，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对于日本在侵华历史问题上的否定态度，我们常说这是右翼势力崛起，军国思想抬头，但产生屠杀惨案的社会基础却从来都是根深蒂固的，未曾得到彻底的反思。本书的译者之一刘燕感慨，人民既能成为巨人的精神资源与社会基础，同样也能成为屠杀与暴虐的精神资源与社会基础。屠杀何以成为屠杀?日本延续至今的精神资源与社会基础至少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方向。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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