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3日，南京举行国际和平日集会——纪念南京大屠杀68周年
前段时间，甘肃农业大学以加藤嘉一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为由，“坚决制止”这位日本青年学者赴该校访问，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其实，这不过是历史因素在中日关系中“发酵”所造成的一个最新事件而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等紧紧依附于历史的名词，四十年来和中日关系一直如影随形，不但成为影响双边民间感情的重要因素，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政府关系的走向。如何处理这一历史问题，一直存在很多的争论。但无论是“铭记”论还是“超越”论，多仍在“如何认识”的框框里打转转。笔者以为，历史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受制于两国的利益博弈特别是结构性权力矛盾。如果忽视历史认知背后的利益根源，空谈“铭记历史”或“超越宿怨”都没有益处，也不可能成功。
历史认知背后的利益根源
必须指出的是，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存在首先源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持久侵略，特别是在侵略中犯下了严重罪行，如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对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民来说，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遗忘这一伤痛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此外，中日两个民族的历史观不同，也成为中日历史纠葛持久难决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民族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因此成为中国处理对日关系的根本原则。但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一方面怕对历史的负面界定影响日本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认为战争是“前辈干的事、与我们无关”为由，结果形成一种“既希望从历史受益、又不愿为历史担责”的矛盾史观。不同史观导致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解读，互不理解甚至冲突也就自然而生了。
但本文所要强调的是，除了客观层面的史实和主观层面的历史认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中日历史问题中起了十分关键、甚至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中日之间的国家利益关系，以前各种论述对此提及不多，所以笔者在此略加详述。具体说来，就是国家利益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问题的走向。无论人还是国家，利益终究是第一重要的东西，观念、认识虽有独立性，但从多数人的普遍性角度来看，它终究是利益的附属物。人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意即如此。所以，纵然中日历史问题受制于客观史实与不同史观，但主要是受限于两国利益关系的变化。当两国相互需要、利益关系比较一致时，历史问题就会被淡化，反之则会突出。根据这一判断，我们或许不必再把历史问题看得那样重要，因为它终究只是一个受制于利益的因变量而已。我们如要了解历史问题的未来走向，也必须要到中日两国利益关系的结构中去找根源。
作为同一地区内相邻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间的最大利益冲突就是结构性权力矛盾。在整个东亚范围内，唯有中日两国具备充当地区领导国的必要条件，因此权力矛盾不可避免。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是因为国际社会从根本上讲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在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的东北亚，中日两国无法通过某种制度性渠道进行和平的地区领导权竞争，很容易因此而产生摩擦甚至冲突。另外，钓鱼岛的主权纠纷、东海海域如何划分也是两个国家间十分头痛、持久难决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市场竞争、能源争夺等其他方面的矛盾。但这些矛盾之中，结构性的权力矛盾最为重要，权力不但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它还能够成为维护其他利益的工具与保证。因此，谁在权力矛盾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谁就是最大的赢家。这种结构性权力矛盾，因此也就成为左右两国利益关系以及历史问题“发酵”程度的最关键因素。
利益变迁背后的历史问题演变
从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现在40年间，两国间的结构权力性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但由于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些矛盾或被淡化，或被放大，中日利益关系因此而起伏，历史问题所起的作用因此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从关系正常化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日关系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共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加上当时日本经济远超中国，没有担心中国赶超的忧虑，彼此间的权力冲突因此被搁置一旁，利益关系因此以合作为主。相应地，这一段时期历史问题的影响并不大。除了进行复交谈判时双方就历史问题展开了一些交涉外，此后十来年中日关系未在历史问题上受到大的困扰。
但进入80年代特别是中期以后，随着苏联在阿富汗日益陷入困境，共同的威胁下降了，中日间的分歧就突显出来，历史问题开始发酵，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982、1986年，中日关系因日方对教科书进行审订，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华北”，甚至只字不提日本侵略过其他国家，因此两次出现了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中曾根更是在1985年8月15日所谓“终战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一度跌入谷底。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则是冷战结束后至90年代中期，中日利益关系的变化出现两面性。一方面是苏联的解体，中日面临的最大共同威胁消失，彼此间权力冲突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由于“六四风波”受到西方制裁，内部的发展也一度停滞。综合起来看，当时日本并不认为中国是威胁，所以双边利益关系总体上还算平和，日本甚至是西方诸国中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国家。当时日本首相如细川护熙、村山富市等，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也比较诚恳和积极。
第四阶段是9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不但走出了崩溃的阴影，反而通过引入市场经济而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在抗击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日本经济则经过了90年代开始的“停滞的十年”，中日间的经济差距开始逐步缩小。这一切都给日本带来了危机感，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开始警惕。正是在这种权力性结构矛盾开始加剧的情况下，本来是对付苏联威胁的日美同盟不但没有解散和削弱，反而通过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而得到了强化。在历史问题上，日本领导人也很少再顾及中国方面的感受，反而通过这方面的强硬态度捞取政治资本。所以，1996年7月29日，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2001年小泉首相任职后更是多次参拜，致使中日关系长期陷于“政冷经热”状态。
当前，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仍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保持优势。在这种互不相让的时刻，将是权力矛盾最为突出的时刻，从而为历史问题的“发酵”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利益管理是根本之道
利益视角的分析应该使我们明白一点，历史问题不是仅仅通过相互理解、理性对待等手段就能够化解的。尽管在政府和社会层面中日双方都有必要去纠正对历史的不正确解读、抑制过热的民族主义，但最根本的化解办法还是必须从两国利益关系特别是结构性权力矛盾的管理入手。
结构性权力矛盾几乎是无法化解的，但纵观历史与现实，有两种方法可以使这种权力性矛盾降到最小。
第一种思路是这样的一种假设，当中日间的综合实力拉开较大差距时，中日间的权力性矛盾将因此而大大降低，因为力量较小的一方将认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赶上对方，会因此而放弃通过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各种手段挑战对方的欲望。从历史上看，当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长期处于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时，中日关系的矛盾就比较小。虽然日本也曾试图建立自己的小中华体系，但很少有要全盘推翻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的念想，因为它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史实证明两国间的和平关系的是可以存在于中强日弱模式之中的，但这种情况可能不适用于日强中弱的状况。现实的教训是20世纪头30年，尽管积弱的中国根本无意于挑战日本，但日本却发动了侵华战争。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无论从幅员、资源、人口等因素来看，更有资格充当地区领导，日本因此即使占据了优势，也会惴惴不安，只有彻底分割甚至侵占中国它才会放心。
当然，目前国际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难想象日本仍然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行事。但对中国来说，不管如何，要化解双边结构性权力矛盾、化解历史问题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自身的综合实力，使其远超日本之上。而且，这种实力不只是经济上，甚至不只是军事实力上的。除了这些硬实力之外，还必须包括软实力，如政治制度和文明水平等等。如果中国在硬实力上占上风，而日本在软实力上占优势，两者仍会互不相让，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消停。所以，要真正使日本放弃借历史问题生事的念头，最好而且必须的出路就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强大与进步。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爱国的话，他最应该做的事绝不是在历史问题上煽动一种无益的民族主义，绝不是在一边抵制日货的同时却造假货、搞腐败，这是名为爱国、实为害国。
但可想而知，中国的强大与进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有必要引入第二种路径，那就是在权力性矛盾难以短期内化解的情况下，通过机制化的方式把它管理起来，使其不致上升为显性的冲突，从而抑制历史问题借此“发酵”。国际社会尽管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国际组织等制度形式的大量涌现，使人们看到了通过国际机制协调和管理国家间关系甚至冲突的可能。目前东北亚特别是中日之间比较紧张，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缺少这种机制。由于缺乏制度化形式下的定期沟通与有效的危机管理，中日间的隐性权力矛盾才很容易上升显性的国家间冲突，历史问题的火星也容易因此而燃成熊熊大火。
当然，制度建设并不容易，特别是因为有日美同盟作依靠，日方可能更加缺乏在政治与安全方面强化与中国制度化联系的动机。但中日经济联系密切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也在加紧协商之中。目前的关键是双方的领导人都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与设计，将经贸领域作为中日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制度化合作的切入点，为中日友好和地区和平打一个稳定的利益基础。
(作者为湘潭大学教授)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