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就名古屋市长否认大屠杀宣布“断交”
2012年春天，中日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不断升温，接连发生四起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公共外交事件，其中两起涉及南京大屠杀，另外两起关于钓鱼岛，都是中日关系中的敏感点。
南京大屠杀和钓鱼岛成舆论焦点
2月20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称所谓“南京事件”不可能发生，还要求在南京组织关于那段历史的研讨会。随后，日本官房长官称日本中央政府不便介入名古屋市长发言问题。日本首相野田佳彦3月1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自民党议员的质询时表示，期待两市的关系能尽快得以改善。关于是否存在“大屠杀”，野田仅表示“规模如何存在多种说法”。
4月，东京都政府拟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并为此发起募捐。日本驻华大使称此举不适当，反而遭到日本外务省的批评。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坚持给热比娅发放签证。5月18日，热比娅在东京出席“支持世界维吾尔会议与中国霸权斗争”座谈会，并向会议主持人、“奋起日本党”代表平沼纠夫递交10万日元现款，捐给正在募款购买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的东京都政府。热比娅宣称，如果被掠夺的土地能用金钱买回来，那么希望日本或世界买下新疆。热比娅还参拜了靖国神社。
5月20日，日本青年学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加藤嘉一于南京先锋书店签名售书，在回答读者提问时说，中日双方都应对自己的历史认识反思;了解历史真相，有效的途径是把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他还补充道，“当年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他接着表示，正是由于中日说法不一，所以他也不明白真相到底是什么，因此只有按照他所提的多渠道方式“耐心地去做”。
这些事件，都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回应。那么，这样的事情为何屡屡发生，而又造成越来越大的反响呢?笔者认为，大体上有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力、当代中日竞争与历史问题联动、中国社会的开放多元趋势、中日民间交往渠道增多、微博时代来临五个方面的原因。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力种下祸根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痼疾，中日历史问题遗留至今，根本的原因是战后日本虽然进行了民主化改造，但军国主义并未从组织和思想上得到清算。笔者的一位日本老师称，日本和德国在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如此不同，关键在于战后德国的执政精英，无论西德还是东德，绝大多数是纳粹统治的反对者和受害者;而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由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缘故，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还是由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帮人当权。日本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竟然成为日本首相，就是突出的表现。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可能充分反省日本战时的罪行，在日本社会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当前，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的式微，加之曾经亲身参与侵华战争，而又有良知反省罪行的一代人的逝去，日本社会右倾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石原慎太郎、河村隆之的言行在日本屡屡赢得喝彩，就是这个缘故。加藤嘉一的历史观念，也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和社会氛围中被塑造的。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并非一时的失言，而是日本青年一代大多数人总体历史观的反映。
中日当代竞争与历史问题的联动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的20多年，在中国人的眼中，日本总体上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日本也以引领东亚“雁行经济增长”模式为荣。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在原有基础上继续高速增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中国人和日本人眼中的对方，都发生了变化，很多中国人不再把日本看作应该效仿的“先生”，很多日本人也不再把中国看作虽然庞大但却落后、不会威胁自身的和平的邻国，而是看作将来可能称霸东亚、控制日本的超级大国。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并不甘心逐渐沦为东亚大陆边缘的小国，不断拓展海洋权益，力图成为海洋大国，占有海底油气和锰结核等资源，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积攒家底。冲之鸟礁石、日韩独岛——竹岛、日俄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等争端日益趋热。这样，原本是作为中日甲午战争和二战后中国收回台湾时的历史遗留问题的钓鱼岛，就成为与中日对东海大陆架划界纠纷密切相关的当代问题。此外，不少日本人认为，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一个突出的竞争优势，就是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中国则带有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属性。日本先后允许14世达赖喇嘛和热比娅访日，就带有利用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牵制中国崛起的意图。这很难不让中国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日本扶植“满蒙独立”的历史。当代战略竞争与历史积怨的联动，更容易让很多中国人相信，日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侵略扩张的血统，而只是因为美国、中国、俄罗斯的强大而无法采取武力扩张的方式。
总之，中日当代竞争与历史问题的联动模式，让不少中国人把日本防范和牵制中国发展的举措，看作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死，让不少日本人把中国政府强调日本应该尊重历史，看作“打历史牌”在当前的大国竞争中压制日本。
中国的社会开放多元难以化解历史问题
日本人当中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危机，中国政府为了巩固自身地位，重塑统治合法性，有意地加强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的宣传，突出日军在华暴行，是导致中国民间对日负面情绪上升的重要因素。姑且不论“中国政府加强抗日历史的教育宣传”有没有实证基础，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中国社会变迁导致的思想日趋开放多元，政府在文化方面影响力有限的现状。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社会思想的开放多元化，并不一定导致更加温和亲善的对外政策，以及与邻国关系的和解。19世纪英、法、德、美等国国内更加自由宽松的过程中，就伴随了国际竞争的加剧，甚至对外战争的涌现。其实，不少有眼光的外国观察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如果变成多党制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将比现在的对外政策更加自我伸张，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更加强烈。
具体到中日历史问题，随着中国人平均文化程度的提高，能够直接阅读日文、英文资料，以及清末和民国文献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和专门研究中日关系的学术界人士，已经不能垄断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话语权。中国政府长期宣传的“日本人民大多数是好的，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敌人”等立场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很多青年人通过阅读各国文献发现，中国政府一点都没有夸大日军暴行，绝大多数日本人热烈地支持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一些高学历的中国青年，包括笔者的一位师兄，在自发的编写进一步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书籍和文章。保钓运动和质疑日本对琉球主权的学术研究，也都来自中国民间。
民间交往渠道增多暴露更多分歧
随着全球化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中日民间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三大贸易伙伴，中日韩之间也开始了自由贸易谈判，日本在中国的几乎每个省市区都有较大规模的投资。在中国和日本的每一个著名城市和景点，都能看到来自对方国家的旅游者。几乎每个中国“一本”高校，都有日本留学生;日本每个较大城市，也都有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日本风味餐厅，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追捧着共同的青春偶像。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强了双方民众的了解，有助于消除误解，遏止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破坏两国关系的谣言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让中日历史问题对于各行业的民众而言，很可能从遥远的广播电视报纸中，变成面对面的争论。例如，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族情感的底线。加藤嘉一在南京市讲台上的公然否认，显然是更大的刺激，更加容易引起排山倒海般的反应。
总而言之，民间交往渠道的增多，使得不少中国人都有了日本朋友，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在很多方面的优势，但也变得更加警惕日本的大国野心。一些中国人可以公开地说自己“亲美”，但是却很少有人说自己“亲日”，正是中日民众之间交往越来越多、感情却并没有拉近的反映。
微博时代助推事件升级
日本名古屋市长和加藤嘉一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最初都是在微博上广泛传播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名古屋市长在南京代表团访问会谈时否认南京大屠杀，南京代表团没有做出有力回应的说法，来自日本新闻机构的中文新浪微博。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由BBS论坛时代，跃进到社交网络时代，最突出的就是微博。媒体、网络名人、政府、企业、教育机构纷纷开设微博，微博上的信息传播，具有开放性和定向性，敏感的事件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单条微博140个字的容量限制，使得微博的创作者们，力求写得言简意赅、突出重点，让阅读者们容易记忆，但也难以交代清楚相对复杂的背景和事态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微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给传统媒体留下了深入报道的空间，也迫使相关的政府机构做出全面的解释和迅捷的应对。
南京市政府在不到两昼夜的时间里做出暂停与名古屋市交往的决定，明显是受到了网络舆论的压力。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随即通告，推迟原定由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共同举办的“日本文化周”活动。
加藤嘉一的这番言论被媒体传播后，立即遭到了中国众多网民的声讨，一天之内对他言论进行质疑的微博已达上万条，网友们认为“加藤有意无意地模糊态度让人气愤，加藤背后的某些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无知和否认态度让所有中国人无法释怀。”甘肃省教育厅迅速紧急“叫停”加藤嘉一原定于6月8日在甘肃农业大学举办的讲座，还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个人受委屈可以忍受，民族的荣誉和自尊一点都不能受玷污，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底线”。
应团结其他国家共同解决中日历史问题
综上，中日之间的舆论战持续下去，这并不是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加强中日友好宣传的方式能够扭转的。客观上看，这种舆论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共识。然而，目前只是将问题框定在双边关系之中，中日各说各话，中国在外交上难以得分，反而容易给外界一种纠缠于历史积怨，带有“受害者情结”的印象。其实，在日本多名政要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暴行，或者对此态度暧昧回避的问题上，中国方面理应将其提升到日本不承认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力图颠覆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共同奠定的雅尔塔秩序的高度，团结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共同向日本施加压力，推动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二战中的暴行，促进日本国内舆论向正视历史、总结教训、开创和平未来的方向转化。
(作者为南开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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