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角川文化振兴财团出资1.2亿日元，再现1300年前的日本遣唐使船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
——黄遵宪
强与弱的关系转换
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深沉的国际关系，其历史的腥风血雨恩恩怨怨，恐怕只有英法关系可作比照。日本建国神话的一支，声称日本文明源于秦代徐福东渡，这一点在中国的传说中也有迹可循。在可查证的信史中，公元1世纪，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最早提到日本人，《汉书·地理志》中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那时的日本尚未统一，大致是一些松散的聚落。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18世纪，在九州北部福冈发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此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从实物上证明中日交往至少始于1900年以前。从那时直至19世纪，中国在日本面前不啻以天朝大国自居，日本也以极谦虚、极真诚的姿态疯狂吸收着汉唐文明。公元7世纪开始，日本圣德太子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至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遣唐使”。这支学习交流大军留下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阿倍仲麻吕、鉴真法师、空海大师、荣西和尚成为中日交往乃至各自文化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后来虽有忽必烈两次出兵意图征服东瀛，但舰队两次均毁于奇特的大风，日本得以保全，日本人此后将自己的敢死队命名为“神风特工队”。明清之间，中国日渐衰落，倭人闹海的事故开始时有发生。超过1800年的时间里，中日之间维持着一种“压倒性的稳定”，但强势的中国对弱势的日本始终是友好的。
事情的转变，始于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跻身列强，成为“东洋”，而腐朽的清王朝则在内忧外患之下千疮百孔。中日国势调转之后，中国人做了和日本人当初一样的事情——向日本人学习。1896年，甲午海战甫一结束，深受震动的清政府即派出13名年轻人到日本求学，可见华人能屈能伸的气度。国难当头，东渡留洋者无论官派抑或自发，无不怀揣富国强民之使命远涉重洋，很多人后来大名鼎鼎，周恩来、陈独秀、鲁迅、黄兴、邹容、陈天华、秋瑾、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董必武、王若飞、张闻天、廖仲凯、彭湃、廖承志、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蔡锷、白崇禧、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沈钧儒、宋教仁、何香凝、郭沫若……日本不仅培养了大批中国革命家、学者，向中国输入了先进的理念、科学和技术，许多日本友人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革命提供过大量的帮助。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军国主义扩张乃是日本皇族史乃至神国史中无法掩饰的固有成分。日本的神国史认为，天皇是太阳神的后代，大和民族居于天地的中央，有无比的优越性。而在世俗政治，从日本女天皇到丰臣秀吉再到东条英机都把向大陆扩张看做日本强国发展的唯一道路。一有机会，军国主义这支潜藏的“恶之花”就会冒头。1867年，明治维新尚未开始，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扬言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日本1874年进攻台湾，1876年攻打朝鲜，以及后来的侵华战争，就是按照这个方针逐步推行其扩张计划。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福泽谕吉力主“进行东洋政略，使国内人心转而外”，埋下了甲午战争的种子。不过此时，日本人对中国尚心存顾忌，并无必胜的把握。1894年甲午一战，中日之势彻底逆转，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割地赔款只是表面结果，深层结果是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找到了有力证据，极大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情绪，日本人在华人面前不可一世的优越心理自此开始，这为今后日本大规模侵华，甚至冀图对中华民族亡族灭种埋下了伏笔。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支那猪”，中华民族成了奴性十足的下等民族，屠杀华人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强大起来的大和民族仿佛一夜之间信心爆棚，使命在肩，“大东亚共荣”成为普通日本人坚不可摧的信仰，于是征服中国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这种“信心”直到日本战败之后都未消除，他们坚信二三十年之后，日本还能打回来。
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变，中日正式建交。此后，日本怀着复杂的心情给予了中国较大的援助，但日本官方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侵略和屠杀行为始终没有正面谢罪。《中日联合声明》里，日本没有承认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判时说，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此论当即遭到周恩来的批驳。当时，中国政府为表示大度和对中日建交的积极态度，主动提出放弃赔偿，但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政府赔偿，劳工、慰安妇、战争掠夺等民间赔偿并不在放弃之列。因为各种历史的因缘交错，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到现在为止只有2250万美元，相对于中国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死难的3500万同胞，超过6000亿美元(当时估值)的经济损失，以及对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些钱不值一提。反观日本，历史上对中国却多次索赔，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要中国赔偿50万两白银;1894到1895年甲午海战，向中国索赔2亿3000万两白银，这是当时日本一年总收入的四倍;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单方面向中国索赔5000万美元。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曾说，抗日战争60余年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日本首相为日本对中国的罪行下跪，没有一名日本天皇为他们的列祖列宗对中国犯下的罪行悔罪，没有一名日本军人为千千万万中国的死难者剖腹自杀谢罪，没有一家日本企业拿出一个日元为他们所属的民族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赎罪。
相反，据日本学者桥本隆则所述，战后鹰派政治家领袖中曾根康弘与右翼政治领袖石原慎太郎有过一段对话，要彻底改变战后的日本教育，特别是所谓的自虐教育，来重新振兴日本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于是日本右翼从质疑东京审判，质疑南京事件(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着手，企图改变日本的历史教育的方向。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特别是近20年以来，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到对方的国家去学习、经商、游历，甚至通婚，许多日本人见到中国人可能首先就会说一声“对不起”，每天都有日本的年轻人和老人到南京去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大多都流泪了。这让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在国内也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但是，受到阉割的日本历史教育，不管目的如何，都不利于从根本上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反而会在日本年轻人中孕育类似德国一战后那种委屈不平的情绪。这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前不久，在华知名日本年轻学者加藤嘉一先生就在南京非常“真诚”地表明了日本年轻人所受的历史教育。加藤先生表示，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不管是日本的舆论还是中小学历史教学都承认的，但到底死了多少人，他受到的教育是“两国有争议”。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先生也称：“中国一直说是30万南京平民被屠杀，纠正历史认识是我的使命”，“引发争论是一件好事，希望中方冷静接受。”我相信，他们的表态是诚实的，而这种诚实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日本罔顾如山的铁证和国际定论，对于这段历史有意回避、模糊、另类解构，使一般日本民众的注意力从“屠杀”这一事实转移到“到底杀了多少人”这一问题，从而使他们的态度变成不是对屠杀行为认错悔罪，而是变成对杀了多少人进行争议，甚至感到委屈，认为日本受到国际社会的冤枉，要求中国人冷静看待，等等。加藤本人就委屈地表示，中国人对日本人有误解，需要了解日本人在战后一向贯彻的和平走向。另外，日本人对侵略行为的定性和评价遮遮掩掩，对战后安排感到不满和委屈，对大东亚共荣理想也没有进行彻底清算。这些历史问题，都绝不仅仅涉及到是否“伤害中国人民情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日本的军国主义有没有被连根拔起的问题。
中国人太大度，日本人太狭隘
这不是中国人刻意渲染仇恨。一个没有忏悔的人，怎么可以祈求得到上帝的宽恕呢?重新梳理这段壮阔惨烈的历史，也绝非有意老生常谈。离开两国的历史，几乎无法理解两国民众互相看待对方时的复杂心情，任何所谓理性、冷静的要求和呼喊都难免强人所难。
透过历史，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日本人耿耿于怀的芥蒂同中国人是否大度无关，尽管中国人向来是很大度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担心，来自千百年来血泪历史的教训，来自对大和民族乖张、冷酷、坚毅、捉摸不定的性情的担忧，来自对日本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的恐惧感。作为个体而言，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对对方的态度都必然呈现一种多元状态，不可能所有中国人都误解日本，也不可能所有日本人都仇恨中国。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加之的苦难所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于日本人的宽恕和人道，已经在事实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了。但作为整体而言，日本人却一直欠我们一声忏悔!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民族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他们的神国史、他们的传说、他们的天皇崇拜、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加之他们天生的狭小国土、资源贫乏，高度同质单一的民族构成，尤其是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藐视心理和侵略事实，不能不让人担心。这么一个特殊的民族，就在中国旁边，永远不会挪走，这也许就是中华民族的宿命。
我相信，历经惨烈的战事，中日双方许多人都希望两个注定世代相伴的国家，能够真如鲁迅先生所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但历史的轮回和宿命，却总是让人们从中看到——希望和绝望同行。清算历史，是为了保障未来。面对绕不过去的历史心结，中国人要做的是放下，而日本人要做的是反省。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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