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叫“吃了胡萝卜闲操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胡萝卜味道偏甜，用它做包子馅一般需要多放盐，有的家庭主妇惟恐把包子馅的口味做淡了，往往矫枉过正，把盐又放多了，吃起来不但口味重，而且吃后有“烧心”的感觉，也叫“草心”，即胃里不舒服。而咸草心是闲操心的谐音。
中国人不喜欢闲操心，在国际事务上，也把坚持不干涉内政视为最高原则之一。可美国就不同了。美国人喜欢管闲事儿，最近发布人权报告，说中国是“独裁”国家，中国政府也立即还以颜色，批驳美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人管闲事儿，其实不仅限于政治。最近，美国国会开会，评估中国的创新成果。这相当于，美国国会在论证中国为何出不了乔布斯。
这其实是个中国人探讨了很久的话题，姑且看看美国人怎么说。
到国会作证的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萨特迈耶，认为中国出不了乔布斯有四个原因：第一，人员冗繁、利润有限、外国技术支持不够等经济原因;第二，中国教育系统一贯不支持大胆想象，而是推崇服从上级;第三，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最后，创新往往自上而下，而非市场导向的自下而上。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西蒙教授在回答委员会问题时举例说，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教授的学生，如果提出一个完全相悖的理论，是会受到教授及社会鼓励的，而在中国，学生绝对不敢公开挑战教授。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布雷兹尼茨教授认为，羁绊中国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还包括政府管控媒体、糟糕的金融系统以及政府的干涉。他说：“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看看美国人所言，想想中国当前的境况，不是没有道理。其间教育、政府、人员、利润等技术性问题就不必再提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意识到。倒是布雷兹尼茨教授的一句“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值得深思。
近代以来，中国人陷入史无前例的不自信，有一种受虐的心理。体现在科技创新领域也是如此。舆论有时候会怪罪美欧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可问题本质在于中国人自己。如果把造假的那些本事用到正地儿，就算造不成一流的产品，至少也不会贻害大众;如果把让学生一遍遍解方程的时间拿出一半，搞点创新，也许潜在的乔布斯能冒头。中国人生来很聪明，教育的过程却扼杀了天才，而工作环境更不鼓励创新，体制的遏制，更是可怕。
就拿汽车业来说，以“市场换技术”喊了几十年，结果汽车业被欧美日品牌全面占领，销量超过了美国，技术还是没有换来。不是这些年中国人没努力，但问题是，谁会把核心技术给别人?这个逻辑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
飞机行业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即将成功的大飞机项目下马，让一代人的努力毁于一旦，直到21世纪初，中国才幡然醒悟，决定上马大飞机项目。有人说，这是中了波音的圈套，是波音动用公关人员对中国有关领导人游说，让他们以为“既然可以买，为何要自己造”。这种指责波音的观点又犯了错误——你自己做的决定，怎么可以赖别人?
当然，有人会说，美国人关心中国的科技创新，肯定有他的目的。这话没错，谁都不是傻瓜，谁也不会明明白白地损失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关键在于，别人在自己获益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予你帮助?
不管其目的如何，几位教授对中国缺少创新所做的分析，还是切中要害。有人会说，美国国会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甚至有爱国者会说这是恶意丑化中国，美国人关心中国科技创新，有其险恶用心和目的。
目的，当然有。美国人没有义务给中国做免费的智库。举办这次听证会的，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他们担心中国的创新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真正的挑战。但布雷兹尼茨教授认为，美国不应担心中国是否会取代硅谷，而更应担心中国将西方已有的研发成果混合、改进、本土化和商业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作“第二代创新”。这句话，中国的学者也说过，他们用的词是“模仿创新”，学界甚至认为，模仿创新，也是创新。
我对此不敢苟同。模仿，注定中国亦步亦趋，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一个靠模仿获得就业、税收的国家，也不是一流的国家，不具备一流的创造力。可美国人却不这么想，中国的二次创新，让美国创新产品的效益大减。一个新产品研发出来，本来打算大赚5年，可中国人一模仿，半年就搞出山寨货，再过两年甚至可以凭借低成本后来居上，这让美国不得不重视。
美国国会的结论是，中国可能在未来的20年中都不会成为科技创新的领跑人。但是，如果从现在起，针对美国教授们指出的那些问题一一纠正，20年不行，可能40年后就行了。可如果还是沉迷于模仿，在制度、理念等方面都不思进取，50年、100年后，恐怕都出不了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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