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得益于两个字——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作为微观个体的中国人自主创造财富、自己改善自己生活的自由。这要感谢中国管理层的好政策，那些好的政策其实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个字——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和开放的伟大政策，中国的市场就无从发育成长，中国人就不可能有机会让蕴涵于我们身体之中的聪明智慧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就不可能有机会和先进的技术与制度、外国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去创造财富。是改革和开放的好政策给予了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的机会。管理层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故事”的第一段，是中国经济奇迹能够得以发生的最根本前提。
我们在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就其最本质的原因而言，得益于我们所获得的经济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非常有限的。但这非常有限的自由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我们在未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把经济增长和提高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感受更加直接地统一起来，在最本质的层面上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扩大中国社会的经济自由度，向普通民众开放经济机会。
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旧体制把民众的手脚都束缚住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没有办法在创造财富的领域发挥出来，邓小平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把民众的双手放开了，于是发生了中国奇迹。但我们的经济改革还有待深化，民众的双脚还没有放开，解决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各种老毛病、新问题，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通过进行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邓小平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围绕的核心依然是经济自由度，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民众自主创造财富的自由度。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扩大民众自主创造财富的自由度呢?开放经济机会，加强社会管理。
扩大经济的开放度，既包括对外开放，又包括对内开放。当前我们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幅度地提高对内的经济开放度，改变目前这种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和以低效和浪费为基本特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
要扩大经济的对内开放，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通过解除竞争性经济领域进入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创造条件积极主动地把国有资产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积极主动地建设生产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减轻税负，激活经济系统的活力，改变国富民强的格局;在解除经济管制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
我们目前的状况是管制有余，管理不足，政府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经济管制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干预的泛滥必然导致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腐败活动愈演愈烈。
广泛的经济管制导致民营经济部门的生存环境长时期得不到改善，在经济机会和经济资源方面备受压制。大量的民营企业集中在有限的经济开放领域，导致这些领域的竞争日趋惨烈，利润微薄，资本积累能力严重不足，而这些民营企业在金融资源的竞争中又处于国有经济部门的下风。管理不足导致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这些领域的问题日趋严重。
民营经济部门由于经济开放度不足而发展受阻，而这又会加剧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与民众所承受的巨大生存压力相关，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普通民众的初婚年龄、生育率、离婚率等指标都在往加剧社会老龄化的方向上发展。
提高经济自由度的这一系列措施能否得到实施，实际上取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我们在现阶段其实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是不知道突破口在什么地方，而是我们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那就是在现阶段，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涉到利益格局的调整，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本能抵抗。而我们的许多改革却要由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来组织，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无法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与束缚。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环境恶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真正解决无一不需要依赖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个基本前提条件。
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这个时代的三大主题，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那么如果离开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是低效率的、不健康的和不可持续的。离开改革，我们必然会在维持稳定方面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和物力，并最终失去稳定的局面。所以，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极主动地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创造条件让政府的行政权力能够得到民众有效的监督，是我们克服当前遇到的种种困难，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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