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牵头，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等单位的15位学者上书国务院、教育部，请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切实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
说不清这是张教授第多少次就同一议题组织联名上书了。去年10月24日，也是15位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建议依据宪法第33条平等原则和第46条受教育权保障，审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对该规定进行适当修改，禁止目前和以后高考和招生政策中的户籍限制，确保随迁子女能够在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其第一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声讨现行高考招生制度并发起联名倡议，则早在3年前就已开始。
反反复复，大张旗鼓，张千帆呼吁的只是一件本来天经地义的事情：让全国人民享有同等的大学录取机会。他在美国呆的年头长了，拿了生物物理学和政府学两个博士学位回来，刚接下“高校招生与宪法平等”这个课题的时候，低估了它的难度。以张任职的北大而论，凭什么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以他出生的上海而论，凭什么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在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还考同一张卷的年份，北京的本科线比山东、河南等高考竞争惨烈的省份低100分以上，其生源质量能没有差别吗?从经济学上来说，按地域分配招生指标已经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残余，各种分配“票证”逐一消失，唯独剩下这一个计划指标雷打不动，没有不改革的道理。从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来说，人们自由迁徙、居住的权利，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都是不言而喻的宪法权利。何况，现行《宪法》和《教育法》都明文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再看看所谓“国际惯例”、“普世习俗”，中国的这种以彰明昭著的地域歧视为特征的招生制度，也是全世界独一份儿……
然而改不动。教育实务界(包括行政部门与相关学校)的管事的人们，对此心明如镜，知道这事儿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所以他们不争不辩，但也不接茬儿。最多，在张教授为代表的一派呼声此起彼伏、没完没了的当口儿，虚表个态：这个事很复杂，是长期形成的，需要慢慢研究，我们正在研究，等等。
既得利益集团从来不会缺少高水平的代言人。主流舆论——特别是平台高、声音响的京沪媒体、京沪知识界的主流声音，本来一直就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批判现行高考制度：反对“统一高考”，反对“高考指挥棒”，反对“应试教育”，反对“按分录取”，甚至干脆反对考试!有的人，在其他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持坚定的“反文革”立场，但却唯独认为文革中“取消考试”、“取消作业”、“打破管卡压”、“开门办学”、“推荐录取”的“教育革命”是个“好东西”!
在上海出生、北京工作的张千帆教授是个有良心的人，没有像许多同乡的学者及普通百姓那样，以“北京(上海)的孩子素质高”、“北京(上海)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是素质教育”等无理搅三分的借口为既得利益辩护。张千帆指出的高考改革方向，是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并且更进一步，按全国统一的分数线进行录取(除对于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予以照顾外)。
不过，专职研究考试的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谢小庆教授，却主张“把高考送进坟墓”，改以高中校内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以全省统一考试作为高中成绩的校准参照，统一考试成绩完全与考生脱钩。按他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取消统考，自主招生，推荐保送等才算是“改革”，张千帆倡导的那是“倒退”。
谢小庆教授的论点，建立在一个虚假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他说：“1977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与原来的‘推荐方式’相比较，考试方式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与‘推荐方式’相比，恢复高考以后，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农民子弟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降低。”
但真实的情况是，1977年在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第一个当面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的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讲述的理由却恰恰相反。他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推倒‘十六字’的招生方针(即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
查全性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邓小平听了这些意见后当场表态，同意恢复高考制度。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相关证据多如山积，仅仅3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是不那么容易歪曲的。另一位上海出生、北京工作的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也曾做过与谢小庆截然相反的叙述。他讲：“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作为改变命运的出路，对入学机会的争取变成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就实际经验，即便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多也并非来自普通的农民家庭，而往往是农村干部如支书和会计的孩子。由于‘文革’中地方干部受到冲击，其子女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未受冲击的军人、军干子弟的利益凸显”，“免试推荐制度演变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荡然无存，从而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顺理成章的，关于高考招生的权利平等、机会公平问题，杨东平所持立场也与张千帆相近。
张千帆三年来喊破了嗓子一事无成，并且在可以预期的年月里，仍然看不见任何成功的迹象。他的境遇，其实是中国各项改革的一个典型缩影：既得利益集团绝不愿进行任何有损自身利益的改革，哪怕其既得的那份利益已经毫无正当性可言，哪怕对其进行的辩护、粉饰是那样无力、甚至无耻。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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