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说它简单，因为双边关系中存在一些人所共知的难题，如西藏问题、边界问题;说它复杂，因为对于任何意图解决相关难题的尝试，似乎都难以借用国家利益的剪刀裁剪出一个令人平心静气去接受的图案。透过印度对华关系中林林总总的问题和迷障，一种受压抑并间歇性爆发的观念与冲动——“受害者”情结，总在发挥着挥之不去的魔力。
1962年的边境战争
对于印度而言，1962年的边境战争在其对华关系史上至今仍是一片浓重的阴影，成为不少精英人士抹不去的心病。在印度军方和战略圈的老一辈精英中，这场短暂的边界冲突，甚至被夸大到一场“卫国战争”的高度，许多人更是对于所谓印度蒙受的“耻辱”耿耿于怀。他们坚持认为，中印领土争端和边境战争是中国背叛和欺骗了印度的友谊，是中国进行的“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中国为了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并寻求遏制印度成为有影响力的亚洲大国而精心策划的阴谋，是印度用所谓善意经营对华政策的失败与苦果。
挥之不去的“受害者”情结已经对印度的年轻一代解读中印关系和边界争端产生了误导效应。许多印度年轻人相信中国在1962年“侵略”和“羞辱”了印度，却未听说过尼赫鲁政府炫耀武力、咄咄逼人的“前进政策”和“清除”行动，也不知晓中印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甚至不知道中印双方早已就“两国边界存在争端”这一点达成共识。
然而，如果认为印度方面的“受害者”情结只是1962年边境战争的后遗症，那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正是印度决策层的这样一种观念与冲动推动中印边界争端滑向边境战争的不归之路。
印度方面的“受害者”情结首先源自于印度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利益纠葛与冲突。所谓西藏问题，无论是1950年西藏的解放，还是1959年西藏的平叛，这本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内部事务;但在当时的印度领导人看来，中国方面的上述举措让其“感到相当痛苦和不安”，中国不但没有大方地回报印度的友谊，反而构成了对印度权力和威望的极大挑战、甚至是直接的伤害。其次，当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凸显为中印双边关系中亟须妥善应对的突出矛盾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却片面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背信弃义”，中国领导人推翻了在边界问题上对印度做出的“承诺”。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次边界冲突，即1959年8月和10月的朗久事件与空喀山口事件，本身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具有“遭遇”的特点，但在印度领导人看来，这完全是中国人的蓄意冒犯与侵害，中国企图用高压和侵犯的手段夺走印度的领土。
由于有失客观地视自己一方为“受害者”，印度方面随后在中印领土争端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扭曲的认识和判断。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领导人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立场与行为的合理性，而对于中方的主张与做法趋于不加分析地简单否定。这一点部分地解释了在同中国的争端凸显后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不承认，不谈判”的顽固立场。同时，基于所谓“受害”的担忧与恐惧，印度领导人根本不去考虑来自中国方面的善意信号与和解姿态，乃至错误地夸大中方敌意和威胁的程度。因为根据过去“受害”的认知和体验，中方无疑是富有敌意和危险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认为，印度政府升级领土争端的“前进政策”，无论是先行抢占，还是“清除”行动，都是建立在决策者放大的所谓中国的敌意与威胁基础上的。印度决策者的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的重大偏差，是“受害者”情结影响外交决策的消极后果，是中印边界纠纷升级为边境战争的症结所在。
“中国威胁论”
1962年边境战争之后的中印关系发展显示出，印度“受害者”的悲情不时发酵。不仅所谓“中国的敌意和危险”间歇性地被臆造出来并加以放大，造成中印边境局势的紧张，而且显然影响到中印安全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英迪拉时代的印度大国战略常被称为“好战的尼赫鲁主义”，印度认为外部世界存心“与印度作对”，周边小国乐于成为大国的工具。羞辱印度的中国支持极端仇视印度的巴基斯坦，妨碍印度成为亚洲强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印度的“北方敌人”。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各党派都同意继续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确保了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是，时任印度总理的拉·甘地最初对中印关系正常化却并不感兴趣，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边界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且在陆军势力的鼓动下重拾尼赫鲁政府的“前进政策”。经过多年来苏联的支援而实力大增的印度认为，报复并寻求对方补偿1962年“侵害”行为的时机已到，于是，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举行军事演习并越过“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1986年，印度在中印边界的争端地之一达旺地区建立了一个哨所，最终导致了年中的边界对抗和紧张，而印度官方发言人一如继往地将中国的反应描述成是“未经挑衅地对印度领土的入侵”。同年，印度单方面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妄图造成既成事实从而迫使中国不得不接受。1987年，为了向中国显示印度的军事实力，拉·甘地政府支持在印度东北部展开“棋盘演习”，随后印度军方所谓的“猎隼行动”差点引发一场战争。军事上的冒进政策必然使得中印关系倒退和紧张。
虽然中印关系近年来已有长足进展，双方高层在不同场合均表示，努力使边界问题不影响、不损害两国关系的大局，但镁光灯下的微笑与握手，并不能阻止印度上下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掩饰其在边界问题上的蠢蠢欲动。从政界到军界，印度精英人士多次表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印度绝不妥协，会继续加强边境防务，应对可能发生的“安全威胁”;而一旦中印再度开战，至少在东北方向不会出现如1962年惨败的情形。于是，印军借助放大“中国威胁”来强军：在中印边境地区新开辟空军基地、部署山地作战部队、购买预警机、参与美日韩多国海上军事合作等等。尽管边境战争的硝烟已散去50年，但历史的纠葛不时地被唤起，印方“受害者”情结依然浓重。
“龙象之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和印度迅速崛起，两国的国际影响持续扩大。中国龙，印度象。同为亚洲乃至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常被拿来作对比;世界舆论、特别是西方媒体尤其热衷于炒作所谓的“龙象之争”。
印度不是不可以与中国比，也不是不可以与中国争。国家之间的比较与竞争原本常态。然而，对于与中国的“比”与“争”，印度各界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常常被一种“怪罪于人”的情绪所笼罩，不时在自卑与自大之间跳跃，并给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历史地来看，所谓的“龙象之争”可谓由来已久。早在独立之前，作为民族主义运动代表人物的尼赫鲁就明确地传达了“印度争做亚洲和世界大国”信号。他声称，“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在印度决策者看来，独立后的印度争做世界大国和扩大国际威望的努力，既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又面临来自同样是亚洲大国的中国的挑战。身为总理的尼赫鲁早在1952年就提出，“东南亚地区的挑战存在于印度和中国之间。这种挑战构成了亚洲(政治)的中枢”，“决不能让中国人小瞧了印度”。1954年尼赫鲁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他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据说尼赫鲁在会见后感到似乎他“就像从中华帝国的属国或附庸国来的臣民一样，被引进谒见”。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印度领导人的敏感情绪由此可见一斑。1960年4月的中印总理会谈，为两国政府解决领土争端、至少是缓和当时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提供了难得的和重要的契机。然而，印度方面认为，“如果会谈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印度同中国的领土争端完全超越了争议领土本身，而是成为同中国争夺地缘政治优势以及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合法机制”和舞台。这种情境下，中印边界问题只能是变得更加复杂化。
当代的印度各界更是习惯性地将中国视为对立性的“他者”，这样不仅可以彰显自我利益与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且可以方便地将问题与责任归咎于“他者”。
一方面，印度各界自觉与不自觉地将中国作为“攀比”对象和竞争参照物：中国有的，印度不能没有。中国拥有核武器，印度顶着被全世界集体谴责的压力，也要成为核大国;中国的核武库规模，也被印度认为是其追求的合理基准;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也要不遗余力地闯关“入常”;中国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印度宣称“赶在中国之前登月”;中国拥有远超核打击力量，印度接连试射“烈火”系列导弹，急着进入“洲际导弹俱乐部”——目前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就有中国。
另一方面，印度各界往往忽视中国的利益取向和国际责任，只要中国未能满足其要求，印度舆论就会给中国扣上“不愿”甚至是“阻挠印度崛起的帽子”。1998年印度解释其核试验的原因是“受到一个1962年武装侵略印度的核国家的威胁”。这显然是制造出来的蹩脚的借口。“核试验外交”的表象是印度迁怒于中国，而在深层则揭示了印度人的中国情结。前些年印度有些评论将中国未明确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其与核供应国集团(NSG)的摩擦，通通列为中国阻挠印度崛起的“罪证”。
印度与中国，地缘相邻、文明相系、历史相似，同时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当今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机遇;双边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两国自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意义非凡且责无旁贷。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和世界拥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复兴的中印;两国的政界与社会各界也应该有足够的理智和善意超越短暂的历史纠葛，超越“受害者”情结，共同携手迎来龙象共舞的亚洲世纪。
(作者为山东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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