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经济上赶超中国，是近年来在国内外被再三提起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的“热量”却部分地归之于话题本身的模糊程度，例如，说“经济上赶超”，这指的是总量GDP还是人均GDP?是GDP的总体规模还是GDP的增长速度?还有，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还是应该强调财产权利对经济总量的影响?
当我们考虑“总量GDP还是人均GDP”时，人口的因素就进入了“印度赶超中国”问题的视野。最近又有西方经济机构预测，在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后，印度可能在2050年赶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因素在中国赶超美国时没有成为障碍，但当中国的总量GDP超过美国时，中国的人均GDP却将远远地落后于美国。而在中印对比时，人口因素会对印度的总量GDP和人均GDP超越中国都有较大影响。从现在到2050年还有不到4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过去40年(1970年到2010年)的中印情况对比。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进行计算，按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的不变美元价格来分析，中国对印度的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81%，上升到1980年的110%，1990年的152%，2000年的240%，2010年的310%，即40年内中国从总量GDP少于印度到3倍多于印度。相应地，中国对印度的人均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03%，1980年的120%，1990年的96%，上升到2000年的216%， 2010年的310%，即40年内中国从人均GDP大约等于印度到3倍多于印度。
与此同时，中国对印度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4%(8亿比5.5亿)，下降到1980年的138%(9.6亿比7亿)，1990的129%(11.2亿比8.7亿)，2000的118%(12.5亿比10.5亿)，2010的108%(13.2亿比12.2亿)。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5.2亿，印度的人口却增加了6.7亿。而且，印度人口的增加不仅没有使印度保持经济规模大于中国，反而是使印度经济在总量和人均上的落后都在持续扩大。
人口问题考验制度能力
过去40年如此这般，未来的40年印度拿什么超越中国?
有一种观点认为：“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这个观点企图证明，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将使印度获得比较优势。可从过去40年的数据看，这个观点是根本站不住的，因为，在过去的40年里，印度也一直在从人口增加更快中获得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可这个好处并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好，而未来人口结构的更大好处要面临的，将是更大的人口总量的压力。在人口总量压力还没那么大的过去40年，印度经济对中国的落后尚且在持续扩大，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在未来40年会突发奇迹?
在我看来，预测印度经济在2050年赶上中国可能非常符合某种美好的愿望，但它肯定是笑话。印度能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只能是人口总量而绝不可能是经济总量，更不用提是人均GDP。
按联合国的估计，印度的人口可能会在2030年就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称，如果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到本世纪末印度人口将是中国的两倍，世界人口也将突破100亿。按照印度联合健康部的说法，印度2045年实现人口稳定在14.5亿的目标已经无望，现在只能争取在2060年将人口稳定在16.5亿左右。“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否则的话，教育、医疗、食品、住宅、干净饮用水、保健卫生及清洁环境都无从谈起”，更不必提经济的更快发展。
在过去的40年里，由于印度经济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印度的就业问题一直比较严重。随着人口的继续上升，印度要考虑的恐怕就不是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而是人口结构年轻化所带来的更大就业压力。所以，印度政府现在更操心的，与其说是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还不如说是如何更好地将避孕用品送货上门，并以相当于成本10%的价格卖出，甚至干脆白送。
人多力量大的谬论，我们中国人早就领教过了。人口拥挤是突发事件、社会危机甚至是国际冲突的温床。实际上，人口问题还是考验制度能力的大事，因为计划生育会损害人权，不计划生育也会损害人权。关键之处是，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明的，不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暗的。所谓暗的，就是经济学里讲的“负外部性”，它是一种无代价和附带性的资源损耗。就像空气污染，排污时无代价，污染是生产或消费的附带行为，结果损害的是环境。
人多力量大的谬论，太少了不行，太多了就变成污染。突破人口总量的临界点，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就会递减。可麻烦的是，具体的个人不是平均意义上的个人，谁也无法事先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平等权就这样导致了大量“负贡献人口”的出生。现在印度的问题，本质上是以对人权的暗损害去替代对人权的明损害。人权通过“负外部性”而被损害，这就是我提出过的“民主公地悲剧”的观点。除了印度的人口问题外，西方的赤字公债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中的历史哲学常被误解为一种政治哲学，可“民主公地悲剧论”不是在反民主，而是在描述民主的历史结果。
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差别
在人口问题之外，也有别的“赶超论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优势。华人学者黄亚生先生就认为，印度在法治、司法独立、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市场竞争、产权保护等方面都优于中国(见黄亚生2003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印度能超过中国吗?》及2012年3月9日《财经网》的《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两文)。不过，印度的腐败也超过了中国。按“透明国际”公布的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3.6，印度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是2.7—3.5，低值和高值都比中国大陆差。
即便认为印度与中国的腐败一样糟，中国在基础设施、侨资外资、高储蓄率、教育水平、政府效率等方面却优于印度。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印度的上述优势能够如黄亚生所说的那样使印度实现赶超，那么，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偏偏在过去的20年里没有发生?在黄亚生2003年文章之后的近10年里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呢?而且，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后还在持续扩大?
黄亚生认为，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中国依靠外资，印度依靠内资;印度超越中国的前景，可以从依靠私营经济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资经济的江苏的类比中看到。可正是在这里，黄亚生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道理很简单，浙江和江苏在制度背景上的“强政府推动”因素是根本不能被抽象掉的，而“强政府推动”恰恰是印度“自下而上型发展”的不足。也就是说，只有浙江以中国的制度为背景、江苏以印度的制度为背景，整个类比才能成立。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依靠外资还是依靠内资，而在于对经济发展原因的总体理解。
简单地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之所以能扩大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法治和市场竞争上的单项劣势被上述“三大变动”上的总体优势所超过，而“强政府推动”的因素，碰巧也反映了中印两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差别。黄亚生把“中国模式”比附于“拉美模式”也表明，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惯性和新变动缺少认识，从经济上而不是政治上去把握“中国模式”也正好是他误解“中国模式”本质和经济发展原因的缘由。
当然，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GDP和人均GDP的实证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财产权利、经济效益和平等分配等规范问题，并且也会涉及到这些规范问题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问题。因此，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中国“平衡三大相对变动及规范问题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第二，印度“平衡已有优势及人口规模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
中国在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上的挑战显然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印度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突发奇迹而在经济上超过中国。民主的印度之所以还那么腐败，那仅仅是因为文化规则决定了制度的运行;印度经济的总体绩效差，正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是制度文化决定的。
中印之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政府执行力弱的印度存在运行绩效问题，政府执行力强的中国则存在公民权利问题。谁超过谁只是个数字问题，关键还在于相互借鉴。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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