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Sloan管理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曾获得当年《经济学人》年度书籍。黄亚生始终相信，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在于私营经济，在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动力。而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尽管能在短时间内带来GDP的快速增长，但这种缺乏就业，缺乏居民收入增长的经济模式，并不能带来真正惠及民众福祉的经济发展。
黄亚生与哈佛商学院教授韩泰云(Tarun Khanna)在2003年第四期《外交政策》发表的题为“印度能否超越中国”的文章中提出，尽管中国相对印度能吸引到多得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但印度的体制环境更有利于本土企业的发展。印度的企业也更具备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较之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方式，印度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也许更具潜力。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叙事
印度的发展模式是否优于中国?印度是否真能超越中国?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当然是要明确中国与印度发展方式的各自特点。
对中国经济在1978年改革启动的描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叙事一般都会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乡镇企业的崛起、私营经济的发展等。然而主流的经济学叙事一般到此为止，很少有人对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再作阐释。
黄亚生的研究则侧重于分析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变。黄亚生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政策分为80年代和80年代之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改革以发展个体工商业、私营经济为主。国家为农村搞非农产业提供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从而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崛起。而在后一阶段，随着农村信贷政策的收紧，乡镇企业受到严重打压。国家政策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特别是转向城市里的国有企业。在1981—1989年间，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1.4%，而到1993—2001年则缩小为13.3%。国有企业持续垄断着电信、铁路、石油、金融、航空等重要经济部门。经济增长大量依靠由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各种优惠条件的引诱下被大量引进。而本国的私营经济则受到体制的歧视，其发展受到国企与外资的双重制约。
黄亚生相信，中国9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形态突出地表现为“上海模式”，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一，上海的企业被政府和外企高度控制，民营企业稀缺。在缺乏政策与市场环境支持的条件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二，上海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拉开;三，尽管上海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却缺乏应有的创造力，缺乏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与上海模式相对比，浙江模式(特别是温州模式)则被黄称赞为中国最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精神，最高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的发展模式。在上海模式下，政府奉行“牺牲内资，扶持外资”，奉行“GDP中心论”，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而GDP的增长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
黄亚生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因为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曾实行过相似的政策，也一样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巴西军政府的强大领导力和组织力下，巴西经济曾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政府施行高税收政策，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GDP崇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并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对比的是，巴西在教育与公共卫生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就业不足，企业生产率增长停滞。在之后的八九十年代，巴西经济增长减缓，通胀加剧，金融危机频发，进而导致政治动荡。
在黄看来，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面临的问题，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龙象模式之辩
到过上海和孟买的人都会觉得中印两国高下立判。然而，黄亚生则认为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硬件基础设施，更依靠软件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软件基础设施则包括国家的法律体系、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等。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建设软件基础设施的经济回报不是立竿见影式的，它只会逐渐显现。然而，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果比软件基础设施更容易被发现。印度较之中国硬件基础设施上的差距很容易被看到，但印度在金融体制、法律体制等方面较之中国的优势则较难被发现。
相较于中国民营企业在融资上的被歧视地位，印度的金融机构改革比中国起步早，拥有效率更高的金融市场，并对本国的私营企业较之中国更加开放。印度的法治，尽管其低效率饱受诟病，但较之中国，更能给私营企业提供私营产权保护。中国只有在涉及到国家管理能力的经济管理制度上优于印度。而产权保护与私人企业融资是促进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领域。
其次，尽管在宏观数据上，印度大多落后于中国，但在微观数据上，特别是企业管理、公司治理方面，印度的表现都远远强于中国。而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的不同意义在于，“宏观表现好是因为你过去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而微观指标是超前的，可以用来预测将来。
在里昂证券有限公司2001年报告中，印度的公司治理得到5.4分，排名第六，而中国只得到3.4分，名列第19。里昂证券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公司治理主要存在如下突出问题：第一，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优先权。第二，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年度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第三，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第四，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第五，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
在一个更有利于本土私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下，一批能够与欧洲及美国的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印度企业发展起来，而且许多企业属于最先进的知识密集型行业，譬如软件巨人Infosys和Wipro，医药及生物技术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实验室等等。与此对比，中国的政府机构仍然是“看门人”：紧控资金调配，严格限制私有企业上市以及获取发展所需资金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当前一大问题表现在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过低，只有35%。在出口受阻与投资过度的状况下，中国亟需依靠内需来提振经济。而印度的家庭储蓄率比中国还高几个百分点，但他的消费占GDP比重比中国高了20%。与中国GPD增长远远快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印度的GDP增长与收入增长并没有脱节。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而印度则更多由内需产生，因此也更能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危机对印度的影响也更小。
黄亚生反对认为民主制度阻碍印度经济增长的观点。他提出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印度增长缓慢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加速不仅伴随着经济自由化，也伴随着政治自由化。而威权政体既可能在发展经济上很成功，如韩国与台湾，但也可能非常失败，如朝鲜和缅甸。
为何而辩
尽管同为文明古国，同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同为被视为改变世界权力格局的力量，中印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不同的历史体验，不同的社会民族结构。但中印间的比较往往被简单地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民主与威权，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然而中国与印度的不同发展轨迹岂是能被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所解释的呢?
尽管对比中国，印度模式有它诸多的优势，黄亚生也从没有忽视印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与困难。事实上，考虑到与中国在教育、公共卫生上的差距、考虑到印度仍然普遍存在的种姓制度、性别歧视、农村的封建势力，以及民族问题、宗教矛盾，相比中国，印度现代化的路似乎还更加坎坷。也很难说印度要克服那些社会、文化问题会比中国克服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问题更容易。
但即使如此，也并非说中国与印度的对比就毫无意义，或者中国就不需要从印度的发展中得到借鉴。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黄亚生面对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境，从解读印度模式的优势中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这也就是龙象之辩的意义所在吧。
尽管黄亚生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更多依靠市场，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黄亚生反对共和党过分强调自由市场，而在中国强调美国金融海啸的教训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监管太少，而是太多。“这就好像你是一个瘦子，但因为邻居吃得太多，很胖，然后你自己也开始不吃高蛋白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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