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并非印度问题的专家，而且常年在海外的大学里从事比较政治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华人知识分子来说，规模巨大的印度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刺激源泉”。“规模巨大”正是关键：只有规模与中国旗鼓相当，或至少相距不远的国家，其发展经验才能够拿来与中国作最有意义的参照比较。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把此中的道理点拨得颇为明豁：为什么中国革命的领袖有关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其意义要超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国人口比德国多10倍，比俄国多3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而我们可以很放心地声称，印度经验的丰富性，与它的庞大性恰成正比。
教育：印度比中国更有优势
谈到印度经验的问题，让我们先从小处着眼。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印度大学生的素质普遍比中国大学生的高。我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的大学做研究和教学，我和同事们都发现，来自印度的学生一定是班上表现最好的学生。第一，他们对学习持续的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第二，他们表现出色，不仅考试考得好，而且非常积极地发起和参与讨论。他们非常会提基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问题。第三，印度裔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华裔学生。
观察一个学生的天分和潜能，重要的是看他(或她)怎么提问题：从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他具备不具备抓住整个讨论中间最关键的环节的智慧穿刺力。印度裔学生在这方面的普遍表现，远超过我遇到的华裔学生。
在学生身上看到的是这些，在其它领域，如商界、产业界、文化界、学术界看到的也是如此。单从我个人的视野望出去，在国际社会，印度裔的成功人士，远远比华裔人士更多，也更为抢眼。从这些方面来比，印度比中国更有优势。
未来10年到15年期间，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们都会进入国家最重要的领域和部门。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印度在软件方面——这包括行政、法律、语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我们好得多。这些因素将对亚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也是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未来的相对地位，产生非常重要的长远影响。这两国间的竞争，是21世纪最最关键的竞争之一。
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差距，就教育而言，重要的是教育目的有根本的不同。从中国历史上看，两千年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观念，所以多半以灌输的方式来进行。而印度的教育则更多地侧重于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而且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续多样化的。这是造成两个民族学生素质重大差异的原因。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印度的教育部门较少受到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是相对独立自主和多元的，没有强制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我们知道，只有“自由竞争性”的方式，才会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第三点是他们的英语背景。印度好一点的学校都是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这并不排斥他们的母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根本地位)。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普通话;如果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信息库，那么以英语来储存信息的这个“库”无疑是最大及最多源的，因此印度学生所接触的信息就比中国的学生更广泛更多样也更高素质。多种语言能力让他们能有更高更宽的起跑线。普遍的英语能力也是印度人在其他领域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语言上的优势让他们更为熟悉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结构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创业以及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最重要的要素。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比华人更容易与西方社会融洽。
在现代以知识为基础的机制下高等教育本身不是一个消费单元，而是一个财富单元。办好一所大学，没有钱当然困难，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体制。对中国的教育来说，也有通过改革赶上世界潮流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让教育机构、教育方式、教育体制多源和多元化。
经济：远离“大政府”的管理模式
从甘地开始，印度经济上实行的是与前苏联不一样的社会主义，更偏向于像欧洲的那种议会社会主义。他们的政府过去对经济的干预不小，但不像有些国家，曾经一度干脆消灭了市场，政府管事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十几年来，印度已经越来越远离“大政府”的管理模式。所以，虽然印度的民主制度让他们的政府更迭频繁，但是政府的短命并没有影响到国民经济车轮的相对自主的运行。像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内阁的频繁变化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小，因为有定期的选举制度，有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
过去25年里，中国的改革在几个深层次方面进展不算大，比如说在改革行政制度和法律体系上，相对来说成果有限。这些领域里的改革才是改革大业的最艰难的环节，攻坚战的决心最难下，下了决心后也不易落实。
我们比较地看一下印度，其行政制度的发展程度(包括政府与选民之间互动关系的制度化，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公务员体系的专业化，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法律制度的成龙配套和法律过程的相对独立等等，都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的。
当然印度在这方面不是没有毛病，但是在上述方面比中国起步得早，关系理得顺，以后的路子要平坦得多。相比起中国，他们改革的难度显然要小得多，遇到的问题也少得多。
我们今天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对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基本障碍的是哪些环节呢?其一是行政体制和法律系统的取向和素质。其二是政策措施和法律环境对本国民营企业家的创新鼓励和扶持极为欠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金融机构对本土的创新在资金方面支持不足。其次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素质和能力都不够;中国的大学，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专科学院，在训练同全球化总趋势相接轨和配合的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方面，与印度的大学相比，都差一大截。
在这几个方面我们中国人要攻坚的话，战略战术方面所需要的胆识和持续创新的能耐，比过去25年来我们在硬件方面的改革所付出的要高得多、难得多。而在这些方面，印度总体上都比我们中国的水平要明显得好。
从目前两个国家的发展来看，中国可以说是“硬件”领先，而印度是“软件”领先。长期来说，“软件”大国的发展后劲会更足，因为“硬件”是来自于“软件”的。这里的“软件”既包括技术，也包括广义的制度。$nextpage$
政治：颠覆了关于民主的一般假设
印度的民主制度，无疑是其一项很重要的“软件”，这方面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学习中最感兴趣的是四条。
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
20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确实提供了对上述假设或认识的相当程度的证实——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在10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60年。这期间，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界高层强制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其二，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印度的经验在这一方面，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61%，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11.5%;中国分别为90.7%和15.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241，85：431，32：74，37：80。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部分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我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的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8%以下，每10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了2300人，这已经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所以，我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假设，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或冲突：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
印度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足迹，同样是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让我们来引用欧洲资深的印中观察家Gilbert Etienne的一段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81.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7%; 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4%;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
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 92%;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72%;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10%;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20%;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其四，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够出色。
从1990年代初开始，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它多年里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虽然略低于中国，但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11.5%增长到1999年的16.5%，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2003年的 8.5%，在1978年至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当然，这并不是暗示印度近年来已经彻底摆脱了它那些为人所熟知的弊病，顿然变成了世界范围内“高、大、全”的发展样板。我们翻开主要的英文报刊杂志，差不多每一两天(期)，都会有关于印度的正面或负面的长篇报道分析，印度的成就和困难就像中国的成就和困难一样，都是规模巨大的、引人注目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印度的弱项，往往就是中国的强项，比如，在道路、桥梁、厂房等基础建设上，在外国直接投资(FDI)额、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初等教育、识字率、政府扶贫、婴儿存活率等方面;而中国的弱项，又往往是印度的强项，比如，在民主体制发展、表达自由、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社会和谐、高等教育品质、软件设计、金融市场、服务业等领域。
20世纪中期以来，印度与中国各自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为对方提供了一面反光镜，从中可以看到本身已经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或挑战。印度裔的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玛泰亚·森说得好：假如印度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因为中国政治方面的种种问题，而不认真研究和吸取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失职。笔者愿意追随他的逻辑而这么说：假如中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因为印度在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而不认真研究和吸取印度在政治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那就是对自己的国家更严重的失职。毕竟现代世界史昭示，在一个巨大的国家里建设坚固的代议民主制度以确保该国长治久安，较之在一个巨大的国家里建设坚固的道路、桥梁、厂房等等硬件设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更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更高的智慧，其长时段的收益要广泛得多。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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