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学术界、公共舆论中，中、印对比是热门话题。当然，国内的舆论似乎更热衷于关注印度的潜在优势。虽然印度发展慢于中国，但仍有很多人下注“象胜于龙”。
印度，会不会后来居上?英国《经济学人》2010年的专题报道认为，印度未来超过中国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年轻，印度人口的中位数比中国年轻10岁，“人口红利”充沛，“人口决定命运”;其二，虽然印度政府效率很低，但在保护知识产权上比中国有效得多，没有那么多“审查文化”和盗版现象，所以知识型的服务业发展迅速。印度民营企业不像中国国企有那么多政府资助，但更富创造性。
不过，中国的优势似乎更为显而易见。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一篇题为《再谈中印龙象之争》的文章中指出，虽然中印两个经济体都维持了引人注目的表现，但中国表现得更卓越。“印度最令人瞩目的是服务领域，中国则是工业。很大程度上，印度的结果是可预期的。但中国在生产率方面的表现却远强于此前的研究结果。”
印度经济与中国旗鼓相当吗?
在农业方面，印度的情况远不如中国良好。因普通印度人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多数印度人每天的收入还不足2美元，且其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食物上。据印度经济调查机构提供的数据，印度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65%。但农业是印度最落后的部门。农民缺乏土地，没有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都很落后，以致政府的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也很难使农民受益。
农业发展不好就很难发展工业。虽然印度现在的出口也很不错，但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例如，印度软件业非常成功，但软件业并不雇用穷人，因为穷人没有专业技术。与此类似，印度现在的制药业也很成功，但也主要是雇用科技人士和其他专业人士，而不雇用穷人，这就使得印度内部形成极少数的富裕阶层和极为广泛的穷人。有印度学者就称，印度是一个整体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很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要大规模增加就业，使大众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必须像中国一样，以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推动经济发展。
当然印度在服务业方面的表现，或许是令人瞩目的。数据表明，自1993年以来印度服务业每年增长3.9%，而中国仅有0.9%。这些数字让人吃惊。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服务业TFP增长速度(TFP: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最快的。但是这些数据真实可信吗?印度计划委员会的一位顾问Arvind Virmani曾与另外两位经济学者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印度服务业如此高的TFP增长速度是令人怀疑的。文章指出，虽然印度金融、电信以及商业服务等行业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仅能占到服务业总产出的28%。三人审慎地指出，印度服务业的产出可能被夸大了。他们推测由于对服务业的通货膨胀估计不足，导致其真实的增长速度被夸大。
根据传统观点，中国的工人大都从农业转向了工厂，而印度的经济增长是由各种各样的服务业驱动，从呼叫中心到书写软件。事实上，中国服务业的扩张势头要强于印度。自1993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增长速度是工业发展速度的4倍，并超过了印度。中国实际的服务业产出增速不仅与国内工业相差无几，并且已经超过印度服务业。
的确，中国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例大于印度。然而，中国工业更高的生产力致使服务业在GDP中所占份额(33%)反而远不及印度(50%)。包括非主流板块的小公司在内的印度工业劳动力从1993年起每年增长3.6%，而中国仅1.6%。
这样来看，在未来印度通过大胆的改革推进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之前，宣称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旗鼓相当不免为时过早。$nextpage$
印度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路透社资深财经专栏作家James Saft看来，目前制约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础设施的落后。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不久在总量上将成为经济大国，但从人均水平看，在很长时期内仍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文富德也持类似观点：印度具有很大的经济潜力，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太少，短期内印度经济不大可能超过中国。印度2003年才开始计划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而在中国，高速公路已经几万公里了，并且每年以五千公里的速度在发展。这是印度无法相比的。
当然，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方面，印度亦无法与中国相比拟。中国一直努力建设一个对投资者友善的环境，包括建立提供基础设施、法律和税收优惠条件的经济特区，这是启动新领域发展的必要条件，达到了吸引外资的目的。与此相反，在印度的国外投资者对印度妨碍发展的官僚机构、不可靠的基础设施、僵化的劳动法和复杂沉重的税赋规定深表不满，使投资印度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亚洲开发银行曾在报告中称，“该国的总体投资环境必须得到改善。创业者可能需要经11个步骤才能创办一家企业，所需时间超过71天，是该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同识字率和教育密切相关。中国重视初等教育，确保其推广到农村地区。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从78%提高到了91%，而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仅为61%，初等教育仍然落后。
一批印度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印度基础教育状况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受危机重创的阿富汗和也门同样糟糕。他们在人口最多的几个邦调查后发现，过去16年里，虽然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但基础教育状况毫无改善。他们在2011年发布的《印度基础教育公开报告》中写道，在讲印地语的北方地区实行普及教育三年后，有些孩子至今依然只字不识。该报告的作者回顾了2009—2010学年的教育数据，发现与2006年收集的数据“如出一辙”。
如果不能够解决基础教育问题，所谓的“人口红利”恐怕更多的只会是“人口负担”。
印度民主的经济效率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民主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它能向普通人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普通人都是人微言轻，但在民主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尊敬，至少是在选举期间。政治家如要赢得选举，就必须要取悦普通选民。与此相关的是，在民主制中，普通人有许许多多的抗议渠道。如果政府的一些措施伤害到了穷人，他们就可以立即提出抗议。
但在民主国家中，经常要为赢得选举做准备。假设你是位政治家，而明年就要举行选举了，你知道一个项目在长期内将会帮助许多穷人，但在短期内将会有一定问题，你要对此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选择这个项目，因为赢得选举是眼前的事情。你担心一年后民众对你的态度，因为你需要他们的选票，所以你就放弃了这个能在十年后让民众获益的项目。这就是“民粹主义”的情形：你关注眼前的事情，而非长期的投资。这是印度目前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也是民主带来的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普拉纳布·巴丹认为，印度民主还有一个劣势。在中国，政府可以进行许多的试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年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实施的，而是在一些省份、一些小地区内先开展的。这些试验行之有效。一旦发现试验成功，就加以推广。乡镇企业也是如此。但在印度，进行这样的试验要困难得多。因为有些试验行之有效，有些行之无效，但你开始试验的时候可并不知道会否有效。假如行之无效，我想中国政府就会很快取消该项试验。但在印度，一旦政府开始了某个项目，为一些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但如果项目不成功，这时如果政府要取消该项目就很困难，因为人们会失去工作，他们将会游行抗议。因此在印度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些项目已经明显失败了，但因为担心抗议，政府还在勉力维持。
另外，由于民主的原因，印度企业普遍都难以解雇员工。在印度所有的劳动立法中，有一部《产业争议法》(Industrial Disputes Act, IDA)。这个法律是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通过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过一次修正案。这个立法的核心内容，是规范企业招聘和解聘员工的条件和程序。它明确规定，所有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必须获得州政府的批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否决一个雇主的解雇请求，损失的是一票。批准一个解雇请求，损失的是成百上千或更多的选票。政治家从自身利益出发，非常符合情理地几乎从来不批准雇主要求解雇员工的要求。雇主失去了解雇员工的权利，对员工有什么影响?有两个最明显的影响。一是有工作的人有了绝对的工作安全，就没有必要积极工作了。更严重的是，有工作的人非常舒服，更多的人则找不到工作。人们不用多少聪明才智即能明白，100人以上的企业用工和解雇需要政府批准，雇主就会尽量将企业规模控制在100人以下，超过100人的企业，雇人时也是慎之又慎。IDA作为保护员工权益的立法，极大地限制了印度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也严重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当然，这样并不是说民主不重要。普拉纳布·巴丹认为，“在任何一个像中国和印度这么庞大的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许多冲突，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压力增大等，未来的冲突还会加剧。面对这些冲突时，如何应对和处理它们，如何使冲突各方通过协商逐步解决冲突，在民主制下，处理问题相对要轻松一些。在印度，很多人会抗议，而抗议本身就是一种安全阀。人们出于愤怒上街游行，但会有人和他们对话，政治家会劝阻他们，议会将开会讨论。通过不断的对话，最终能够达成一个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很多时间，但最终使冲突得到了更好的处理。所以，民主提供了一种更好地处理冲突的机制。”
这是印度民主的优势，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但仅就印度经济发展前景来看，未见得有多么乐观!至少上面它所存在的现实困境以及制约因素，不是短时间能够完全解决的。“象胜于龙”，也只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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