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2年上中学，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还有上大学的事。后来我的一个当兵的哥哥成了“工农兵”大学生，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一定也要进入“工农兵”行列，然后再好好表现，争取被推荐去读大学。到了高一，发现我既没有当兵的可能，也不可能进工厂，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下乡了。我的很多同学已经“蠢蠢欲动”，提出要去新疆或陕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76年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最让人难忘的当然是所谓毛泽东“尸骨未寒”，“四人帮”就锒铛入狱了，接着就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第三次打倒的邓小平官复原职，而他又一手促成了恢复高考。1977年秋天，我们接到通知，即使年底不毕业，如果“品学兼优”，也可以提前参加高考。我离开学校回家准备高考了。
我们学校大约有200多人参加高考，第一次发榜时过了分数线的不到20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之后就是盼星星、盼月亮等着我申报的学校寄送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一直没来。后来又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榜，还是没有我的份。我的政审应该没有问题，是团员，做过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问题肯定是出在体检上。我母亲心急火燎地赶到西安，终于托人打听到我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一个眼睛视力不够，而且有点斜视，而我申请的是外语学院，毕业后大概会做外事工作，不太端正的五官会影响国家形象。我心灰意冷，参加了西安市教育局招聘英文老师的口试，达标后被分配到第九十中学去教英语。
我后来能圆了大学梦，一是感谢我母亲天天托人疏通，一是感谢当时不知哪位领导提出不能因为身体条件不良将那些考分高的人拒之门外。我当时不知道，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最后被录取的人数为273,000，录取比率只有4.8%。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出版社做外文编辑。在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纷纷出国留学后我一直按兵不动。别人问我怎么不“考”到海外去读研究生?我说没兴趣，在出版社工作挺好。其实，我一直担心体检不过关。后来才知道，在美国“考”学，根本不需要体检，学校也不能对申请人作出年龄、体质和其他任何限制。对从海外来的学生，只需要出示免疫证明。
此一时，彼一时。1999年，中国高考的录取比率首次突破50%。2009年，1，02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是高考恢复以来第一次出现考生比前一年减少的情况。2010年参加高考的只有957万人。去年参加高考的人又降至933万。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比2011年又降低了2%，只有915万。教育部预测今年的高考录取比率将高达75%。
参考人数的减少自然与适龄人口下降有关，但不少专家指出，考生和考生家长决定主动放弃高考去海外求学的人数在近几年直线上升。教育部不免挂一漏万的数据是2011年共有339,700人在海外求学，比2010年增加了19%。截至目前为止，今年共有76,830中国学生申请去美国读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这个增长率连续7年超过10%。
招商银行去年曾对中国的富人阶层做过一次民调，其中超过75%接受调查的人说他们正在或准备移居海外。还有调查表明，中国白领阶层中希望子女去海外读书的比率越来越高。
这些简单的统计数字暴露了中国这个崛起的速度让世界瞠目结舌的国家的一些不可轻视的问题。首先，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依然模糊不清，无论是有权还是有财的人似乎都有朝不保夕的感觉。第二，这个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比例远远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不能跟印度相提并论。第三，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由政府主管几乎所有教育机构的大事和小事，并对学校管理人员配置行政级别。第四，高考虽然目前不能取消，但这样的遴选制度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让学校自己管理招生和授课，让社会和市场去评价一个学校培养学生的素质和本领的能力。第五，大批出类拔萃的中国学生出国接受教育不仅造成惊人的财产流失，对中国可能造成的智力流失更是不可低估。
中国最近10年进入了一个治理怪圈，一是推行“维稳压倒一切”的硬政策，一是宣扬“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在很多精英看来，这两个怪圈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又是息息相关的。但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最可能颠覆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发展的因素不是不稳定，不是海外的阴谋，更不是没有高速公路和楼堂馆所，而是没有坚实、合理和可行的教育制度。在这个方面，印度有把中国抛在后面的可能。
金毅博士1988年留学美国，在硅谷闯荡，在腾讯微博有近80万粉丝。他最近关于中印比较的一条微博可以作为卷首语的结尾：“不要低估印度赶超中国的实力。据《金融时报》，印度理工学院(IIT)的科技实力和学生质量比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加起来还厉害，美国硅谷2000家新创公司中，40%由IIT的毕业生创立。在硅谷，中印工程师曾经平分天下，今天印度管理高手如云，搞技术的也厉害，而中国工程师仍在第一线埋头苦干，高管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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