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方面探寻经济发展的原因，一直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2012年3月，麻省理工大学的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与哈佛大学的詹姆斯·鲁宾逊教授推出了一本新书：《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缘由》(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Crown Business，March 20,2012)。该书的出版得到了美国许多著名教授和学者的喝彩，正面评价之盛况，不由令人想起了道格拉斯·诺思2009年推出《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时的类似情景。作为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名后起之秀，阿西莫格鲁的新书到底比诺思的书新在哪里?
诺思用“开放机会”和“限制机会”两种社会秩序，去全面解读整个人类的发展史，阐述了“开放政治经济机会”或“确立永久性政治经济组织的平等机会”如何重要;与此类似，阿西莫格鲁用“包容型”和“掠夺型”两种政治经济制度，去全面解释历史上不同国家繁荣与贫困的缘由，突出了好经济制度与好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支持，强调了好政治制度又如何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关节点”，而不是一般认为的地理、文化、气候、知识、资源或经济发展程度等原因。
阿西莫格鲁据此分析了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并对“中国模式”的未来作出了判决性的预测。在他看来，利用集权优势的“掠夺型政治制度”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可是，追赶效应、技术进口和粗放出口型的发展，终究会在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因为“创造性毁灭的市场创新”乏力而无法持续;而由于“包容型政治制度”在中国不会必然到来，如此，“中国模式”的发展将可能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而不能持续。
同诺思的“开放-限制机会论”一样，阿西莫格鲁的“包容-掠夺型制度论”，实质上也是“用政权的类型和性质”去解释国家兴衰的理论。但是，如果真的是“国家政治制度最重要”，那么，这种“宏观断言”就可能面临许多令人尴尬的“微观困境”。例如：制度的包容性和掠夺性有没有“程度界定”的问题?包容和掠夺制度有没有“对国内和对国外”的区别?由政权的类型和性质所决定的国家兴衰有没有“时间界定”和“增长率界定”的问题?制度的包容和掠夺程度及对内对外性质，又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长度和增长率?
摆在阿西莫格鲁“包容-掠夺型制度论”面前的，是曾经摆在诺思“开放-限制机会论”面前一样的两个大难题：第一，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相互支持的均衡对应关系”存在吗?第二，“持续增长”如何定义?“不可持续论”所说的“总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
面对第一个难题，诺思选择了放弃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均衡对应论”，因为，现实里“开放或限制机会的政治制度”并不必然与“开放或限制机会的经济制度”相对应(即好的宪政民主与好的市场制度的对应)，而且想象中的这种对应也并不必然会带来一国的经济发展。诺思对第二个难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从而满足于“开放机会的政治制度必然带来长期经济发展”的一般信念。如此，科学的论证最终变成了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信仰。
阿西莫格鲁的新书，自然也不能幸免于这个“科学家变成传道者的陷阱”。具体来说，这个问题的性质，可以由阿西莫格鲁所说的“包容-掠夺型政治制度”与“包容-掠夺型经济制度”的不同组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明。如果暂时把“包容-掠夺”程度问题放在一边，可能得出的制度组合有四种：“政治掠夺-经济掠夺型制度”、“政治掠夺-经济包容型制度”、“政治包容-经济掠夺型制度”、“政治包容-经济包容型制度”。
问题现在就变得非常简单，如果阿西莫格鲁的“政治包容决定经济持续发展”理论要成立，他只需要向我们说明四点：第一，“政治掠夺-经济包容型制度”所取得的发展为什么都不是持续的发展?(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卡塔尔、沙特、科威特)第二，“政治包容-经济掠夺型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又为什么不能有利于持续发展?(如计划经济时期的印度)第三，“政治包容-经济包容型制度”的持续发展会不会有例外?(如海地)第四，“政治包容-经济包容型制度”在“持续发展”中的衰落问题(如“英国病”、“日本病”和“希腊病”)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遗憾的是，阿西莫格鲁同诺思一样，既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更不可能去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被西方认为是“非自由民主”的新加坡近50年的发展还不是“持续发展”的话，那么，“自由民主”的海地200多年来怎么又没有“持续发展”呢?“用政权的类型和性质”去解释国家兴衰的理论到底忽略了什么呢?
阿西莫格鲁在强调“包容型政治制度”同时，还特别强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如果替阿西莫格鲁辩护一下的话，那他似乎可以说：海地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印度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或者海地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印度的政治制度还“不够包容”，即存在“不够民主”、“不够法治”的问题。如此辩解的话，关键之处就似乎回到了上文特别质疑的“程度界定”、“国内外界定”、“时间界定”和“增长率界定”等程度问题上去了。
可在我看来，“程度问题”是回避“实质问题”的借口。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当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持续经济发展，明明都离不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包容型的经济制度”时，阿西莫格鲁和几乎所有西方学者，却偏偏“顾左右而言他”地去突出“包容型政治制度”，这是为什么?
答案当然很简单，这就是“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力量”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这些西方学者那里，“包容型政治制度”好，所以“包容型政治制度”肯定比“中央强大的包容型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更重要。可这样一来的尴尬是，他们不仅无法解释西方之外的例外，也无法解释西方自己的历史。因为，英美等国的工业革命明明就是在“经济制度包容”而“政治制度还不包容”的情况下启动的，西方“男性白种富人”的非包容格局是直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才得到改变的。而且，包容总是有排他的包容，大英帝国和美帝国的“国内范围的包容”，暗含的就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掠夺”。实际上，按照阿西莫格鲁自己的逻辑推下去，地球就像一个国家，现在世界上还不存在一个“中央强大的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以一个“掠夺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包括其美元货币制度)在牺牲其他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
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我并不是在暗中主张“包容型的政治制度”不好，本文的要旨是：“包容型政治制度”好不好与“包容型政治制度”能不能持续发展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因为认为“包容型政治制度”好，就公然不顾逻辑去断言“包容型政治制度”能导致持续发展经济，那就必然出现“以宗教代科学”的结果，而这正是阿西莫格鲁、诺思、罗德瑞克以及所有对类似研究一片喝彩者所依然毫无自我意识的通病。
“包容型政治制度”的解释之所以有问题，那是因为“包容型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总有取决于具体政治文化的“良好制度运行”。而且，“包容型政治制度”的确立，也并不必然导致“包容型经济制度”的确立。另外，“包容型经济制度”的确立，偏偏又不依赖于“包容型政治制度”;“中央强大的包容型经济制度”又偏偏比“包容型政治制度”更有解释力，市场创新也并不总是不利于“掠夺型政治制度”。
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肯定会碰上各种问题，中国发展“包容型政治制度”也将会有自己的逻辑轨道，但解释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却只有更冷酷才能更成功。离开了“中央强大的包容型经济制度”，离开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制度的生产性、分配性和破坏性，那就不可能理解西方各国在近代“政治不包容”时的“持续发展”，也不可能理解西方各国在当代“政治包容”时的经济衰落，更不可能理解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自由撰稿人)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