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人的怀念与坚定
人口1600万的德黑兰，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但从国际机场出来到住所的一小时车程中，我丝毫没有进入国际大都市的感觉。
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德黑兰显得有些萧条：离机场不远的霍梅尼墓修了十多年，仍只完成了一半;隔几百米就有烂尾楼;马路多是双车道;高楼、新楼不多;没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样的购物中心，最繁华商业区多数是百余平米左右的商铺，商品种类也不多;大多街道两旁都有明沟，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路上跑的汽车基本都相当于中国国内10万元左右的中低档车。对习惯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街景很容易让人想起15～20年前的中国。
但是，如果由此以为，伊朗是动荡、混乱之国，那就错了。伊朗的物资匮乏与陈旧，与民众的淡定从容形成鲜明对比。在市北的厄尔布尔士山，许多当地人在滑雪嬉戏，山顶欣赏城市全貌的茶餐厅里人满为患;上下班高峰街道拥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加油的车辆一字排开上百米但没有加塞;各个博物馆里游客熙熙攘攘，偶尔还能见到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电影院外常看到排队进场的观众。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闹市区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还不错。
在伊朗革命日(2月11日)，号称200～300万人参加了反美大集会，德黑兰警力严重不足，但自由广场的抗议中心区没发生任何踩踏或斗殴事件。人们的呐喊非常狂热，场面壮观凌乱，但离场时群众井然有序，伊朗人的街头政治参与规则与秩序意识，许多时候优于欧美国家在足球赛、罢工、大型集会动辄就会出现的骚乱与混杂。司机阿里对我说：“制裁下的生活虽然很难受，但我们伊朗人早就习惯了。”
然而，去年底以来西方的新一轮制裁，多少让伊朗人感觉到水漫脖颈。当地人告诉《环球时报》的记者，伊朗实际失业率已高达20%，通胀率达到40%，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德黑兰，1公斤羊肉的价格是25美元，干巴巴的馕每个1美元，稍像样点的餐馆人均消费至少20美元，但德黑兰普通人的月薪不过300～500美元。
2月中旬，美元兑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购物时，商场通常都以1：17000来折合商品的美元价格。德黑兰货币汇换点很少，里亚尔在贬值，加之不能刷任何国际信用卡，商家都愿意收美元现金，但即使这样，购物仍不太方便，因为大多商家没有美金找零，除非折合回里亚尔。一来一回的汇率计算，既繁琐又容易多付了钱。
中国企业驻德黑兰的一位代表说，现在伊朗人急了，以前做事慢条斯理，现在拼命催中国人上项目，因为工程开工就能拉动经济。目前，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但在金融制裁背景下，中国无法支付给伊朗石油外汇，只能以援建工程来抵扣。于是，加紧开工成了伊朗政府对中国驻伊企业的最大需求。
在伊朗革命日前一天，巴列维王宫门票免费，许多当地人前来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推翻的老国王的故居。一位当地人说，伊朗人多多少少有点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时期。不过，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巴列维王朝那样西化、与欧美国家亲密无间时，三位德黑兰人都迅速回答：“不!”
内贾德与奥巴马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走到伊朗总统内贾德那么近的距离。这个被一些美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并非那么戒备森严，对人民的控制力也不是那么严格。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在伊朗革命日，一共有四道安检关卡。在当地外交官的陪同下，我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过了前两道，后面两道的安检也是在观礼人群的拥堵中“蒙混”过关。有同行者感叹，警察真自由散漫啊，这么大的庆典安检竟是如此地马虎。没错，我就是这样没被摸过一次、测过一次地进入会场，站在了离内贾德演讲台直线距离30米左右的观礼台上。
大约四小时的庆典，内贾德的演讲占了约1/3。同样是几十万在场听众，内贾德演讲台前没有任何安全玻璃挡着，不像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演讲、2011年“9·11”事件十周年的讲话，都是在防弹玻璃后面进行的。
离内贾德最近的，除了一批革命卫队的依仗兵外，就是一群群躁动的小青年。大家把这个革命日当狂欢日来过，节日到了他们认为“最枯燥的”演讲部分，青年们就纷纷无聊地退场而去，以至于最后20分钟，我跑下观礼台，用手机开始录内贾德的模样与演讲的抑扬顿挫，那个距离就相当于他站在三层的露台上，我就在楼下抬头观望，而依仗兵、周围隐形的“安保”对我根本熟视无睹。而一年前，我在五角大楼边上散步，随便拍了些地铁站边的小宣传画，结果不到10分钟之内，受到了荷枪实弹美国大兵的三次盘问，两次要求把相机里的照片打开给他们看。
我研究生的专业是世界政治，专门上过美国政治的课，我可以找到无数的学术论据证明美国比伊朗更民主、更自由、更法治、更繁荣。但就在我拼命拍内贾德的瞬间，所有的论据都无法说服我，内贾德的确比奥巴马更安全，即使在各自的国内也是这样。
德黑兰人还告诉我，他们知道内贾德的许多“内幕”：他住在哪条街，住着近半个世纪久的老房子，三居室，开着老爷车。有当地人还炫耀，曾在街上看到内贾德自己开车，自己还瞥了他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三年前，全世界人都羡慕奥巴马，这个移民黑人的后代如何实现“美国梦”，短短从政12年就当上了总统，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内贾德也是铁匠的儿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身世、身高与相貌，他的成功不也是一个“伊朗梦”吗?两者的区别可能是，内贾德49岁当上的国家一把手，而奥巴马是47岁。
如果还要找两者区别的话，或许还有：内贾德至今还是一个穷小子，他的存折里没有什么存款，他拒绝住进豪华的总统官邸、拒绝使用总统专机，“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竞选口号在他过去6年的任内坚持的还算可以，所以2009年他以62.63%的选票连任成功，但奥巴马的“改变”在哪?今年还能有像2008年那么高的得票率吗?还真是很难回答。
我不是内贾德的拥趸，我只是说一些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在西方媒体中没有报道过的事实。这些事实还表现在行政机构，我去过美国、英国、日本的外交部，当然还有中国的，到上述国家的外交部大楼，可以看到站岗的警察，需要登记，给你配带出入证，进去后不能乱走。但伊朗外交部是一个由9座楼组成的院子，像中国的某类职校，我没有看到保安，不需要换出入证，走在大院内，一路走一路拍。$nextpage$
的确，如果站在“普世价值”的角度，我们有无数理由痛斥伊朗这个国家的偏执、疯狂、非理性甚至还有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但下一问题是，这是谁告诉你的?你亲眼见过吗?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证明了传播学中的“信息贫瘠论”：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我们太倚重于那些具有强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于我们思想与观念的贫瘠丝毫没有强于一百年前，甚至古代。这里的悬念到底是哪里来的强大信息源呢?
在德黑兰市中心几乎是唯一一个的购物大厦里，我们看到了伊朗被制裁30多年后难得见到的琳琅满目商品。随团的一位朋友情不自禁地感慨：这比朝鲜好多了!我于是问，谁告诉你要把伊朗与朝鲜相提并论的啊?
“哦，不是嘛?”他反应过来，“他们不都是美国的敌人吗?”
战争真要打响了吗?
2012年伊始，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外交》刊发了以“攻击伊朗的时刻到了”为题的长篇论文，斩钉截铁地认为“要么现在发动进攻，要么以后遭殃”。这篇文章引起了随后一个多月欧美学术界、媒体界的跟风，后者纷纷断定2012年是伊朗问题决定性的一年。欧美对外发动战争向来遵循“粮草未动，舆论先行”规律，伊朗战争似乎真的要开始了。
曾在2003年战争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要备战，特征至少有：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空中不断有战机驶过，街上常会有装甲兵团调来调去，警报有时也会响起。享受长期和平的中国人对备战已经没有记忆了，正如我们在德黑兰感受到的一样。
在德黑兰，我问一位生于美国但在伊朗工作的电视主持人，战争发生了，你会怎么办?她笑着说，你这是FBI的问题啊。然后慢条斯理地解释，美国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会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美国不会这么愚蠢。不少德黑兰民众也都这么想，美国对战争的口头呼喊大大高于实际行动，所谓“战争阴云”只是舆论战。
目前美国在伊朗划了两条红线，一是伊朗拥有核武器，二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现在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伊朗不会寻求于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那么困难时，伊朗都没有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更不会主动封锁。内贾德反复宣称，伊朗不会寻求于拥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也承认，伊朗缺少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所以，美国远没有找到突袭、进攻或发动一场大规模对伊朗战争的理由与准备。
反美主义者会认为，伊朗有没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打，谁都挡不住?但美国真想打吗?五六年前，伊拉克战争刚偃旗息鼓，就传闻会有伊朗战争，当时中国驻伊朗人员一度都准备撤退了。但伊朗战争始终就像“狼来了”一样，喊得越多，反而更不会让人相信。
道理很简单，伊朗是“狼”。如果灭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国及其军火，就会赶走美国。美国只是“驯狼”，而非“杀狼”，美国想扩大伊朗威胁，制造阿拉伯人的恐惧，永远保持中东世界的平衡。只有失衡时，美国才会动手，比如1991年萨达姆的疯狂。
由此看来，美国的伊朗政策只是全球“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战略的一个浓缩。就像平衡中国与日本、印度与巴基斯坦、北约与俄罗斯，不到万不得已，平衡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长期核心。当然，它现在对伊朗做的，无非只是以压促变，通过制裁强迫伊朗屈服，让它变乖一些，变老实一些。
接下来的疑问在于，这些对伊朗的制裁有用吗?英国《独立报》在年初刊发过一篇题为《制裁只能深化伊朗危机》的文章，其中指出：“将伊朗妖魔化只能说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国盟友对伊朗政权更迭而不是德黑兰核计划更感兴趣。”文章还提到，“制裁令伊朗人陷入穷困，50万儿童死于制裁”。事实上，制裁引起的非人道主义后果还很多，比如，伊朗30年来无法更新航空设备，导致机型老旧，25年来15架民运飞机坠毁，1700多人丧生。
就像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诗，在德黑兰，我看着该有钱的照样有豪车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里露出的裤、鞋又显得陈旧、过时，一种辛酸感不觉而生。美国的制裁，到底是制裁谁呢?
美国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在反对伊朗的“独裁”。伊朗是否独裁，权且不论。但“独裁”不会利于平民的福祉，“制裁”同样不会。国外的强权与国内的强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学悖论啊。
看伊朗的另三种逻辑
“被妖魔化的伊朗”，这是笔者所在访问团结束伊朗之行后的一致感受。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议员、学者、记者在短暂游历后也会发出“被妖魔化的中国”的感慨。我承认，访问肯定是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入了解，但类似的巧合恰恰说明，欧美媒体在报道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国度时存在着偏差，甚至是误导。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妖魔化”报道，被国内媒体大量转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跟随西方逻辑，认为伊朗是一个专制、封闭、混乱、非理性甚至是流氓、邪恶的国家。
现在看来，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中国学者，以及相关政策研究人员，都需要超越西方视角，寻求于更独立的思考、更谨慎的判断。在此，笔者简要提供除西方逻辑外的另三个视角，以供参考。
一是伊朗视角：综合伊朗官方的看法，伊朗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有尊严的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相对完善。目前的全面反美战略是被美国压迫所为，得到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中东许多国家的支持。伊朗意味着伊斯兰复兴的标榜性力量，其发展模式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周边一些长期受美国压迫的穆斯林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伊朗人看来，伊朗是一个和平国家，追求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伊朗不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且在全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伊朗的价值观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立存在。
诚如伊朗著名学者扎比胡拉·萨法在《伊朗文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所说，自古以来，伊朗就为世界做出诸多贡献，比如基督教礼拜日的仪式、耶稣诞辰都是来源于古波斯的光明神;伊朗是最早主张思想自由的国家;善待犹太人;发明了象棋;创造了中东最早的灌溉系统;打造了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最关键的一段;发明的税法至今影响世界等等。在这个视角中，伊朗完全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国家存在。
二是世界视角：美国研究文明史的知名教授詹姆斯·库尔思曾说，世界文明正在从现代全球文明向轴心文明时代转化，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轴心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逊尼派中。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以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全球文明进行抵制。从这个角度看，伊朗什叶派抵制美国，只是世界新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已。在这个特征中，美国有时被认为是普世文明，有时反而也被认为是只有实力、没有文明的大国，甚至是反文明的国家，一个恶魔般的改革者国家，是真正文明的大敌。
从当前形势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过去许多亲美政权，多少有这些成分。无论如何，伊朗仍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上看，伊朗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加之伊朗是中东的心脏，可以算是一个转型中的新兴国家。
三是中国视角：伊朗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是牵制美国及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伊朗核问题也会使中国陷入困境，激化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中俄关系的作用也非常微妙。总体而言，伊朗是西方完全主导世界的“全面不服从力量”。就目前局势而言，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这一轮博弈中不幸被“征服”，那么，伊朗势必会成为西方国家下一个征服目标。如果伊朗的石油定价权被西方控制，全球油价上涨，中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中俄形成的战略“准同盟”关系也将受到分化，那时俄罗斯有可能将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更激烈的博弈。
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说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局限在东北亚，那么伊朗对中国的意义则是全球性的。因此，如何利用好伊朗，既坚持伊核问题上一贯立场，又保持与伊朗的合作关系;既坚守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又能够与欧美国家合作竞争，是中国未来亟需破题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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