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周边，有两大核危机：一是朝核危机，二是伊核危机。与朝核危机中目前的被动状态相比，中国在伊核危机中显得相对主动，进退也较为自如。这一方面与中国的得当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危机性质与利益关系不同使然。目前，伊核危机正处在新一轮的紧张阶段，中国应该继续把握、应对这一情势，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中美这样具有世界性利益的大国来说，其对外关系中的几乎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到大国博弈这个角度下来考量，这样才能为自身的政策找准一个最重要的基准点。
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又很自然地规定了这种大国博弈的方向。所以，对中国来说，如何在对美博弈中取得更好的位置，是对处理包括伊核问题在内的国际问题的最重要标准。
正是从此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伊核问题中拥有某种优势。例如，在朝核危机中，美国虽是一个宣称受到朝鲜核武器威胁的直接当事方，但实际上却显得相对从容，无事时不愠不火，有事时就加强制裁，反不似中国那样困窘。这主要是因为，朝鲜的核技术事实上对美影响有限。相反，正由于有了朝核问题，美国还能够利用朝鲜威胁的名义强化自身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为牵制中国埋下伏笔。反观中国，朝核危机走向对中国关系重大。只要朝核问题仍然存在，它就会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堵在中国东北的大门口，使中国的发展受阻。另外，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朝核问题的持续存在与恶化，将导致美国在东北亚的持续存在、日美、日韩同盟强化等一系列后果，使中国在东北亚面临不利的力量组合。
但在伊核问题上，情势就倒过来了：美国深感被动，中国则相对超脱。这是因为，伊朗局势的走向，牵涉到美国的重大利益。中东是美国历来的一个战略重点，伊朗作为一个与美国不和的国家，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储量均居世界第二，并控制着中东石油出口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如果拥有核武器，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重大的噩梦。不但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主导权将受到严重破坏，其在中东的战略也势必遭受严重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从2003年伊核危机爆发以来，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就将其当作“严重威胁”来对待，只是由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而难以分身，只能主要通过联合国决议进行制裁。一个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成为了美国中东战略棋盘上的一根“硬刺”。
2009年奥巴马继位总统后，伊朗在美国对外大国博弈中甚至扮演了更加微妙的角色。这是因为，奥巴马致力于将美国战略的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但伊核危机如果处理不利，有可能成为阻碍其战略东移步伐的重要因素，甚至迫使其战略关注重回中东。正因如此，当今年伊核危机再次进入高潮、以色列放言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时，奥巴马为了战略东移大计，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劝阻以色列的计划。但显然，伊朗不会按照奥巴马的指挥棒起舞，如果伊核危机再次恶化，奥巴马将不得不放慢战略东移，回过身来优先处理伊核问题。
伊朗有事，要着急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政策有更大的腾挪空间，这也是过去中国的伊核政策能够相对从容的根本原因。
反观中国，从政治、安全方面来看，伊核危机只不过是一场发生在与中国并不接壤、对中国无直接影响的地区的危机，对中国的重要利益并无影响。可能有人担心，如果伊核事态恶化，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在中东、中亚的战略存在，有可能对中国的西线形成压力，完成对中国的所谓U形包围。此论看似有理，但要看到，美国如要完成对中国的U形包围，控制阿富汗而不是伊朗更加直接和重要，而这点美国已经完成。更重要的是，相较而论，面向海洋、集中了中国大部分财富的东部对中国的战略地位与影响来说更加重要，与其让美国把战略重心移向亚太、移向东方，还不如将其延宕在西部，这样对中国的发展与大国博弈来说更为有利。$nextpage$
而且，伊斯兰世界一直是美国的一个大麻烦，其支持者有之，如沙特、巴林等，其反对者有之，伊朗、叙利亚就是，对其心态复杂、既爱又恨的国家更多，巴基斯坦是典型一例。而给美国造成重大困扰的恐怖主义，更与其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有关。相反，中国周边的亚太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则要友好、一致得多，美国如果完全实现战略东移，在这里将如鱼得水，对中国发展构成重大控制。正因如此，如果美国重中东而轻亚太，则其麻烦多而中国麻烦少，反之，则美国麻烦少中国麻烦多。所以，美国的战略重心如果留在中东，无论伊核事态进展如何，都够它头痛一阵子的，从而延续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从此角度出发，中国应该以一种既相对超脱又在特定问题上坚定有力的政策处理伊核危机，而不是在一种“怕麻烦”的心态下对危机敬而远之、任其发展，也不能为了盲目追求“负责任”的形象而包揽责任，替美国火中取栗。中美之间不应是一种对抗关系，但也不能否认两者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实质。而且，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追求自己而非他国的利益，只要不违反国际政治与伦理的基本准则，就无可厚非。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有人可能指出，中国在伊核危机中除了要考虑大国博弈外，还必须考虑石油因素，因为伊朗是中国重要的供油国。事实确实如此，2006年，伊朗甚至一度超过沙特和安哥拉，成为中国的头号供油国。目前，伊朗仍是中国第三大石油来源国，其石油对华出口量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0%以上。考虑到进口石油已经占到中国石油消耗的约一半，而中国国内的石油储备又十分脆弱的情况下，确保伊朗的石油进口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利益。
中国能在占据大国博弈制高点与保障石油稳定供给方面做到两者兼顾吗?
个人以为，对中国来说，大国博弈与石油因素在政策选择上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这是因为，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中国应该致力于把伊核危机保持在一个可控状态，而这也是有利于从伊朗获得稳定石油供给的。如果局势失控，则不但中国的石油进口受损，而且可能导致美国强行武力解决的局面，反而为其彻底清除战略东移的障碍提供可能，对中国的大国博弈不利。
为了避免这种极端情况，具体来说，中国对伊核问题的政策应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确保伊朗的生存与安全。从大国博弈的基本格局来看，伊朗生存本身即是对中国改善博弈态势的一种支持，因此当前中国的任何对外政策都不应有违于这一目标。从此目标出发，中国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武力解决的企图，坚持通过外交谈判手段解决伊核危机。
对当前中国来说，最突出的任务可能还是反对任何不合理、不公正的经济制裁，因为美国正在拉拢或施压其他国家对伊朗实行石油禁运。石油出口占伊朗外汇收入的70%，如果受阻，将严重影响其国计民生，对伊朗的正常生存造成重大影响。而且，伊朗绝不会坐以待毙，如果形势进一步升级，不排除刺激其铤而走险的可能，从而将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安全局势带到一个危险的境地。
所以，尽管中国确实应该继续实施建立战略储备、实现进口多元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手段确保能源安全，但对美国当前主张的石油制裁应坚决反对。从法理上看，这是一种安理会框架之外的单方行动，不具有合法性。从政治上看，伊核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层次的根源，美伊对抗才是核心的问题所在，美国回避这一根源而一味地制裁，本身也是在逃避责任。从道义上看，如果不允许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那不但意味着7000万伊朗人民的生活将受严重影响，13亿中国人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也受到严峻挑战，这是有违于实现人道、保障人权这一正当目标的。所以，中国不妨明确，不会支持任何进行安理会框架之外的石油禁运目标，并保留对美国非法制裁行为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
第二，在维护核不扩散体制与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间保持动态平衡。核不扩散体制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毫无疑问应该得到坚决的遵守与维护。同时，和平利用核能也是每一个国家的正当权利，亦为《核不扩散条约》所支持。目前的问题在于，西方认为和平利用核能有时与核武器开发难以区分，因此主张对伊朗的这一权利加以限制，这从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一种对伊朗的不公平，中国不应支持。至于具体的政策，中国则可根据具体的情势来判定，在这一国际体制与伊朗合法权利之间实现动态的平衡。
第三，多与俄罗斯、阿盟、欧盟(主要是英、法、德)、印度等方面进行磋商、合作，争取他们对中国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俄罗斯在这方面问题不大，它与伊朗有着深厚的利益关联，与中国的利益具有某种重合性。中国应该继续利用这一条件，推动伊核问题朝着有利于中俄而不是西方设定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照顾其他方面特别是阿盟的关切，使自己在处理伊核问题时处于一种有利的态势，而不是被孤立、被指责。当然，这意味着中国不但应该在伊核问题上多做政治、外交工作，还要多做国际舆论工作，这恰恰是中国的一个软肋，如何改进是一项涉及内政的“复杂工程”。
(作者为湘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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