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在《环球时报》发过一篇文章，讲我在美国评职称的故事。文章内容大致如下：1996年5月，我在美国亚特兰大的爱墨蕾大学获得美国历史博士学位，6月份找到一份可以转为终身教职的工作。该校招聘委员会主任跟我说，共有近200人申请这个工作，可谓百里挑一。
我原来以为只要教学、科研不出大问题，拿到终身教授职位是迟早的事。没想到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其实是一条很难走的路，且莫说终身教授了。而且学校不同，授予终身教授的标准也大不一样。衡量的标准永远包括三个方面：科研、教学和服务。像我毕业的爱墨蕾大学，必须要在校全职工作6年，在一家有名望的出版社出版一本专著，在本领域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2～5篇文章;必须有数名校外专家和教授肯定你的学术成果;必须得到学生的普遍拥戴;必须全心全意地为本系、学校和校外社区服务。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定，还有许多其他不可捉摸的因素，比如种族的、性别的、院系政治和人际关系的，可谓阻碍重重，忽略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前功尽弃。
对很多像我这样奋斗七八年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在被聘用之后要再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也十分不容易。我所认识没有拿到终身教授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就有不少。刚到学校，听了许多拿不到终身教授的恐怖故事，也了解到许多如何“征服”终身教授的成功故事，所以玩命工作，认真教书(对我们这些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把书教好、得到学生的赞赏很不容易)，所有晚上的时间都在写文章，一切能够参加的系里的活动和学校的活动都积极露面，干得很累。
2001年，我正式申请终身教授职位。7月份把申请资料交上去，开始焦心地等待。10月底的一天，系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终身教授评定委员会拒绝了我的申请。我顿时头皮发麻，手脚冰凉。看来得另找工作了，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多多跟系里和系外的同事多走动走动。我无精打采地站起来，准备离开，系主任说，“事还没完。我和院长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否决评定委员会的意见。我们认为你在过去6年干得不错。你不要计较这件事，也不要去打听谁没投你的票。”
在系主任和院长的支持下，我在2002年8月被评为副教授，并拿到了终身教授。这事想起来让人后怕。如果拿不到这个职位，我这会儿肯定又在玩命地找工作。事后分析我的同事为什么拒绝我的申请，我想到有两条理由：一、我的确没有跟他们多走动，没有时间，也没有太多共同语言;二、我给美国一位前任总统的机构兼职打工，他们可能有点不服气。系主任和院长否决职称评定委员会的意见大概也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我在教学、科研和服务三方面的成绩应该无可挑剔;二、不给我这个职位，我可能去打官司，告学校种族歧视。我的一个朋友在打这样的官司，另一个在考虑是不是打。这样的官司旷日持久，常常是两败俱伤。
我的一个朋友事后给我写信说：“从今以后，你只要不犯法，这碗教书饭可以吃到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但也并非铁板上钉钉子。我所在的州立大学系统几年前就设立了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之后要评估，5年一次，常常有人因通不过而被警告甚至被解雇。
“美国人怎么这么蠢，建立这样一种铁饭碗制度?”母亲得知我成了终身教授大喜，但也有点困惑。美国人不蠢，他们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保护大学教师的言论自由，而使他们不至于因为批评政府或校方而遭解雇;其次，没有好的教师，就不会有好的学生和研究成果。终身教授制度是吸引出类拔萃的人到大专院校工作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这篇文章当时被海内外的华文媒体广泛转载。我的故事后来还有更多的发展。一是不知什么人看到我在《环球时报》的文章，把它翻译成英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们学校的教职员工。一天系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在中国的报纸上是不是损毁了学校的名声。我当时大吃一惊，之后赶紧给系主任和院长写检讨。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陷害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一定是中国人，也一定是朋友圈子里的人。
二是2007年我获得终身教职五年之后参加评估，评估委员会提出我在教学和科研之外的服务方面表现欠佳，需在一年内有长足的改进。我找到新任的系主任和院长，都说其实就是对我在校外兼职有意见。权衡再三，我对兼职工作的兴趣和热情远远超过对终身教职的工作，最后只能忍痛割爱，辞去了教职。家人和很多朋友都说我是傻瓜，不应该放弃铁饭碗。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铁饭碗是任何其他机构都没有的“特权”，获取这一“特权”的审核机制并不十全十美，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靠真才实学和服务精神才能获得。你必须多多少少与同事搞好关系，必须弄清系里和学校的政治，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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