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最近突然变得流行起来。但是，“顶层设计”并非什么新的理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步都经历了“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博弈与互动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中国革命的“顶层设计”就是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设计，在中国的城市通过动员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起来造反，推翻三座大山，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这个出自莫斯科的“设计”在中国的土壤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执行这一“设计”的共产党人也因此被赶出了城市，跑进了山沟。
之后，因为反对莫斯科的“顶层设计”而受到处罚的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计谋和在日本侵略中国后在敌后打“持久战”、发展革命实力的方案。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上升，这些策略性的安排不但是“顶层设计”，还是“最高设计”，任何敢于挑战这一设计的人都会面临精神的甚至肉体的灭顶之灾。
在接管政权近10年前，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的“顶层设计”，即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在这个设计的末尾写到，“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这个灿烂的“顶层设计”很快就被毛泽东自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和是不是有人在觊觎他的权力的疑心所腐蚀，并被一个更为高级的、要解放全人类的不无疯狂的“顶层设计”所替代。这样的“设计”把中国推入一个愤怒、孤独和一贫如洗的境地。
因为中国特有的顶层政治文化的束缚，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果断地将“顶层设计”一分为二，即保持毛泽东时代制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变，但搞经济和谋发展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有了“四项基本原则”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人为地将“顶层设计”一分为二，将政治制度和官方文化与市场经济分道扬镳自然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死结。因此，在没有出现“工农联盟”的时候需要“三个代表”，在工农阶层被新的三座大山压得气喘吁吁的时候需要“和谐发展”，在中国的崛起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道渐行渐远的时候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回过头看，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90多年的“顶层设计”似乎都是为了取得胜利和巩固权力的战略与战术，“顶层设计”应该是永恒不变的，与时俱进并不断被修改和更新的，是如何落实“顶层设计”的方式和方法。
从这个角度去看，“顶层设计”需要关注的问题有三个。一、个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是恩赐;二、控制和调节个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以防它危及他人和社区的安全，政府必须由他们所管辖的公民授权;三、被授权的政府必须通过法律甚至暴力捍卫这个国家的公民的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并接受公民的监督和问责。
如此，对任何一个国家，最最重要的“顶层设计”只有一个，那就是涵盖个人权利、对政府授权和问责程序的“宪法”。
□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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