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专栏作家爱德华·哈达斯(Edward Hadas)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经济与宗教关系的文章，他认为经济的繁荣发展并不需要以扼杀宗教为代价。
哈达斯写道，大约两个世纪前，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严厉抨击工厂给人们精神层面带来的损害。然而，如今这种情绪遍布工业化所覆盖的每一个角落。卡莱尔是这样说的，“机械这个大恶魔，浓烟弥漫隆隆作响，冒着热气干它那了不起的事儿，夺走了大批工人的工作……就连最聪明的工人如今也对未来茫然无措。”
今天的中国也有同样的担心。就像一篇评论所说，“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展开的疯狂竞争剥夺了人们与生俱来的美德，例如礼仪、怜悯和友谊。”
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将这种变化称为“堕落”。这位德国社会学家认为有宗教信仰的农耕文明发展成了思想狭隘、被官僚铁笼所束缚的现代文明，这一过程毁灭了人们精神层面的世界观。他认为现代社会满是“没有灵魂的学者和没有心灵的感官论者”。
韦伯此种观点意有所指：工业化打破了旧有的宗教习俗。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宗教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宗教准则不可能独立于道德预设之外。这种紧密的联系在如今物质充沛、满是大城市和高科技的世界不可能再继续存在。
财富、消费和教育的飞速增长为个人表达创造了机会，同时也消弭了经济受到的社会宗教限制。城市化使人们住得更近，可是邻里之间却形同陌路，完全没有形成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团体。无所不在的媒体、通讯和交通模糊了家里或同村的“我们”与其他地方的“他们”之间的界限。旧时的宗教习俗无法适应这种转变。
但是，哈达斯认为，无论是卡莱尔、韦伯，还是其他许多现代社会学家都非常确定一点：普遍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道德价值观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确定性是过时的东西，在现代社会没有立足之地;社会的发展逃不出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谓的“世俗时代”。
他们说的对吗?哈达斯质问道。在繁荣的经济背景下，为生存而展开的残酷竞争已经缓和，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探索情感和宗教。现代科学孕育了思考与好奇。正如韦伯所说，“世俗的禁欲主义”要求精神上的自律，而正是“世俗的禁欲主义”孕育了现代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经济繁荣与城市化可能带来更大范围的精神追求。
很少有人认为经济繁荣的目的是宗教。在世界从先验论转向世俗的过程中，工业化和世俗化一同发展，不可分割。虽然有时我们会为旧时代的逝去而感叹，但我们似乎也无法拒绝现代社会的高消费与个人自由。
但哈达斯认为，事实说明激进的非宗教主义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虽然在全球许多地区，宗教正在走着下坡路，但宗教不会完全消失。在许多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的繁荣似乎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甚至在最先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威胁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发展的还不错，只是欧洲的无神论者有所增加。在中国，精神指南的逝去也正在被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宗教教诲所抵消。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对宗教乐此不疲。
最根本的一点是，宗教和道德问题其实就是关于人类本性的问题。找到比物质世界所提供的任何事物都更加高级、确定的东西——这种欲望有多强烈?有多普遍?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会因为工业化的出现而有所改变。由旧时经济秩序、社会关系和民族信仰造就的宗教行为将逐渐淡出，可是随之而来的将是越来越多的宗教组织，以及更适合城市化、工业化社会的新道德标准。套用一位中国投资银行家的话来说，“让生活更有意义的欲望并没有因我的富有而消失。”他如今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寺庙里。
(栏目编译/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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