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于2005年10月开始实施《信息权法》，赋予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力。法律实施的头三年里，政府就收到了两百万件信息公开申请。这些申请的内容无所不包，从某位政府官员上个月为何没有上班，政府办公楼有没有节能环保指标，到政府如何确保近海石油钻井的安全。有人通过提交信息公开申请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手机，还有怀疑丈夫有外遇的妻子通过信息公开申请来了解作为政府雇员的丈夫工资到底有多少。
在任何国家，信息公开法律的颁布和实施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往习惯于按内部规则运作的政府官僚体系现在被要求一切都要公开透明，并随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难免会产生抵触并对公开的要求消极应付。信息公开可以遏制腐败和社会不公，使腐败分子与既得利益者感到威胁，所以他们往往会试图破坏信息公开法律的实施。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学会用新的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也需要一段时间。
在民主法制发展仍不健全、政府效率较为低下、腐败积弊难除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往往尤为艰难。《信息权法》实施以来，印度政府一直有修改法律的动议，希望限制信息公开的范围，特别是将政府决策的程序性信息排除在公开的范围之外。政府官员抱怨《信息权法》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工作负担，回应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占用了大量的时间。还有，他们也不敢写工作备忘录或在文件上签署意见了，以免备忘录或文件被申请公开后给他们带来麻烦。
除了官僚体制的有意抵制，政府的信息记录与保存水平落后、信息缺失、人手、资金不足等因素都影响着政府回应公民信息诉求的能力和效率。此外，公民了解并学会运用《信息权法》也需要一个过程。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3%的印度农村人口和33%的城市人口知道《信息权法》，而最贫困的人群对《信息权法》的了解往往也最少。
印度民众和维权人士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不仅可能面临政府官僚的推脱与敷衍塞责，甚至可能遭到人身威胁和伤害。2005年以来，已有数位坚持申请信息公开的维权人士被犯罪分子杀害。
在古吉拉特邦，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阿米特·加沙瓦向政府提交了大量有关格尔森林保护区的信息公开申请。通过其中一项申请，他得知在保护区边缘有超过50个未经许可的石灰岩矿正在开采。加沙瓦随即要求法院下令政府关停这些影响野生动物保护的非法采矿活动，他因此被犯罪分子开枪杀害。事后，警方逮捕了一位矿主的侄子及当地的一位警察，他们被怀疑实施了这次犯罪行动。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47岁的甘蔗果农达塔瑞·帕提尔依据《信息权法》获得了当地土地买卖的信息。他发现一位土地商人谎称自己拥有某块土地的所有权，于是举报了该商人。该商人最后因欺诈罪入狱短期服刑，而帕提尔则收到了威胁电话。之后的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农场被8个人殴打致死。警方逮捕了土地商和其他8个人并指控他们谋杀了帕提尔。据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透露，土地商承诺给8名凶手一人一辆新车及现金，让他们杀死帕提尔。
除了这些极端的案例，很多信息公开维权人士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过威胁、骚扰和殴打。拉贾斯坦邦的科马·拉姆是一位传奇式的信息公开斗士。据他自己统计，《信息权法》实施后的4年多中他已提交了将近500次信息公开申请。通过拉姆的努力，伪造证明获得政府职位的人丢了工作，侵吞银行资金的经理进了监狱，骗领养老金的欺诈行为也被揭露了出来。因为这些揭露腐败和犯罪的行动，拉姆遭到过30次殴打。他说：“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就像走在刀锋上，总会伴随着某种暴力，无论是威胁还是真正的肢体冲突。”据调查，超过40%的印度农村居民和15%的城市居民都提到，官员的威胁和骚扰是限制他们依法行使知情权的因素。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和考验，印度的《信息权法》已经为印度社会带来了很多变化，特别是在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的利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迄今为止，大部分信息公开申请提出的都是涉及穷人切身利益的非常具体的问题。通过这些申请，穷人们获得了他们本来早就该享有的基本福利和社会服务。
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说过，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的资金大约只有15%能真正到达穷人手里，其他的部分都被浪费或贪污了。现在，《信息权法》成了穷人争取自身应得利益的利器。在农村地区，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的就业、住房和食品等各种补贴常常被冒领，而真正符合条件的穷人却拿不到这些补贴。有了《信息权法》之后，维权人士通过向政府索取受益人名单揭出了造假者，使补贴能发到真正的穷人手里。
在一些地方，二十多年没有铺设完成的污水处理管道在居民提交信息公开申请两个月后就完成了;申请政府的建房补贴四年得不到回应、只能睡在漏雨的土坯房里的低种姓贫民在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之后数天内就得到通知，补贴很快就发下来了;领着政府工资却经常不到诊所给村民看病的村医，在一位当地居民要求查看她的出勤记录后开始定期去上班了;成千上万本可用低价购买政府补贴的米、面和糖的最低收入居民一直被告知政府补贴的食品没有到货，信息公开申请让他们发现，实际上店主在以高价非法出售这些食品牟利。随着越来越多的公民和维权人士引用《信息权法》来要求查看政府信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特别是为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得到了不少改善。
批评者指出，《信息权法》虽然改善了政府服务，但在铲除腐败方面的效果却很有限。一位维权人士举例说，一个修路项目的钱已经花完了，路却没修出来。他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后，政府又拨了新的资金，路最终修好了，但贪污原先的修路资金的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尽管《信息权法》迄今为止的执行情况和效果遭到了很多批评，正如印度信息公开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沙克哈·辛格所说，“法律通常都是帮政府控制人民的，但这部法律把这种关系倒转了过来”，“它给了人民挑战政府的权力。这绝不是一个微小的变革。”
(作者为美国卡特中心信息公开项目高级助理)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