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社会建设的启示
美国有差不多两百万个民间组织。平均每一百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在美国的发达程度，从这数字中已可见一斑。更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是美国民间组织所掌握的天量财富。美国财富的大概1/3，都在它们手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美国人精神生活的极为丰富。不仅有多元的宗教可以寄托，而且每个民间组织，事实上也都是一个小的精神共同体，因而都可以寄托。心灵上的真空地带，也就可以压缩到最小。
这还意味着，美国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极其发达，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化了。通常认为，美国是一个原教旨的市场经济国家，跟北欧诸国相比，不那么重视第二次分配，不那么重视社会福利，公平公正比较差。但是，通过民间组织的充分发育，美国的这个社会问题，应该说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矫正。
因而，美国的发达，不止是国家的发达，军事的发达，坚船利炮意义上的发达。美国的发达，更是表现于社会的发达。美国有力量，更表现于美国的社会有力量。
不仅美国如此。但凡发达国家，正常国家，这点上都大同小异。一水之隔的台湾地区，政府未必多给力，但是没关系，有发达的社会系统作为底盘，政治短板带来的风险，可以很大程度上被缓冲，被化解，而不可能伤筋动骨。所以，虽然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常常被人斥为笨蛋，甚至台湾经济上长期低迷，十多年不仅平均工资没有上涨，反因物价持续抬升而有所下降，但整个社会依然平稳，民众依然安居乐业。极少有人绝望，以至铤而走险。至于与广东毗邻的澳门，更主要就依靠社团治理，政坛上怎么样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对社会正常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仅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更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这就是发达国家的社会建设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在社会治理越来越陷于困顿，社会溃败的风险越来越加剧之当下，这个启示于我们尤具价值。所谓中国崛起，显然就不能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力量的崛起，更应该是社会的崛起，民众力量的崛起。
打破常规思维——敌情观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市场经济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社会力量在增长态势之中，中国总算告别了有国家无社会的状态，但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总体格局，并没有扭转。跟应该以企业为市场主体一样，社会建设当然应该以社会为主体。但社会现有的力量确实还不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历史重任。
就跟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必须首先对外开放一样，今天的社会建设需要西天取经，需要借助发达国家社会建设的成熟经验，借助发达国家社会建设的丰富资源。总之一句话，需要像当年的招商引资那样，大规模地、全方位地走出去，引进来，只有把中国变成吸引发达国家社会资源的洼地，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社会建设的高地。
但这首先要打破一个常规思维，这个常规思维已经构成社会建设的一个巨大障碍。这个常规思维就叫敌情观。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动不动把他们敌情化。
这样夸张的敌情观，相当程度上是极“左”肆虐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复活，即属于典型的文革残迹。首先它的哲学基础就是极其荒诞的，它属于绝对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即民间通常所称的二极管思维，相信世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因而只能你死我活。那么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社会资源既不能操之于我，则必为危险之假想敌，必归为有害，于是不惜筑起万丈高墙，“御敌”于国门之外，使其万难影响国内，以保证我们的社会始终纯而又纯，政治上绝对安全可靠。
跟改革开放过程中，保守派非要对外资、对市场问个姓社姓资一样，传统的敌情观，也要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社会资源首先问个姓社姓资。而根本不懂世界的混沌与复杂，不懂在所谓社和资之间，其实有着广大到几乎无垠的一个中间地带，无关政治。非要什么都用刻板的社或者资的政治标签去套，根本就违反生活的本真状态，违反社会和生活的自身逻辑。
这势必误国误民。当年不破除经济建设中夸张的敌情观，对外资、对经济上的中外交流动不动就问姓社姓资，不会有后来经济的大发展尤其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今天不破除社会建设中夸张的敌情观，肯定也不可能有社会建设的大发展。就跟当年邓小平一锤定音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一样，今天必须明确，社会建设需要对外开放，不存在姓社姓资问题。只要符合邓小平说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完全可以大胆地试。
社会建设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就势在必行。而最大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心怀善意，即对自己的人民，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要抱有起码的友善之心，抱有基本的信任。社会建设归根到底属于精神范畴，即属于文明建设，爱的建设，善的建设。如果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完全以夸张的敌情观来看待社会和看待世界，无疑是自缚手脚自困围城，哪还迈得开文明的步伐、爱和善的步伐，又哪有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的可能。则所谓社会建设不免徒托空言，流于另一种形式的政绩工程。
精神海拔有多高，社会建设才会走多远。社会建设需要人文素养和宽阔胸怀，需要张开双臂，接纳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如此，社会建设才会千条江河最终汇成汪洋大海，以至生生不息。
团结、合作、融合是最大福音
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顽固地坚持夸张的敌情观。云南过去就做得还不错，在社会建设方面相对来说要宽松得多、开放得多、弹性得多。正因为这种宽松、开放和弹性，云南的NGO在中国是最发达的。如果说广州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中国媒体的首都，云南则可称作中国NGO的首都，煌煌北上广皆望尘莫及。
NGO的繁荣，让云南一直以来受益匪浅。云南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多大的地缘优势，招商引资因而只能绩效平平。但是NGO的大量涌入——当然主要指国际NGO——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给云南带去了大量的公益资金。至少，云南的财政压力相应地大大缓解，尤其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压力大大缓解。大量NGO云集云南，更成了对外推销云南的一个重要管道，给云南带去了很好的国际口碑。NGO是最充满青春活力的社会组织，这对奠定云南的现代形象无疑也大有裨益。但是受益匪浅的云南，因为社会建设层面的对外开放，遇到过多大麻烦吗?并没有。这事实证明社会建设层面的对外开放完全可行，夸张的敌情观根本就站不住脚。
云南经验应该推广到全国，并应该升级。现在，社会建设渐成国内时尚，尤其广东，大有成为社会建设主要试验区之势，一如当年广东改革领全国风气之先。当年广东率先改革，很大程度考虑其地缘，今天广东探索社会建设，也应该跟地缘相关。这地缘，当然是对外开放的地缘。广东距离港澳台的物理空间，以及心理和文化空间，无疑是全国所有省份中最近的。而一如前述，港澳台都是社会建设成功的典范区。港澳台跟内地同文同种，其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因而具有巨大的和独特的借鉴价值，其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对广东都显得尤其宝贵。
广东做全国社会建设试验区，就首先应该是对外开放的试验区，又首先应该是对港澳台开放的试验区。事实上，血浓于水不是单方面的情感，港澳台地区的民间社会尤其是NGO组织，亦对内地同胞怀有美好的想象，如果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他们一定愿竭尽所能，帮助内地尤其是广东的社会建设。政治上的祖国统一或许还是遥远的议题，大可交给后代去解决，但是社会建设层面的团结、合作乃至融合，却是可以马上起步的。而这团结、合作乃至融合，显然是两岸四地当下最大的福音，整个中华民族当下的福音。
因而，从民族利益来说，社会建设层面之对外开放即主要对港澳台的开放，可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当然师法欧美也是极其重要的，毕竟欧美的社会建设最成熟，但如果先从港澳台入手，那么香港完全可以扮演欧美社会建设经验和社会资源涌入两岸四地的中转平台，让两岸四地既互相取经，亦同步师法欧美，共同发展。以两岸四地民间社会的集体力量而且是综合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民间力量，以之进而带动整个中国的社会建设，带动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的崛起，人民的崛起，又有何难哉?
这些思路，不需要什么大智慧，平常心就能想到。问题不是想不想得到，而是做不做得到。而要做到，则首先必须直面、必须解决夸张的敌情观这个“鬼门关”。它关住的不只是一般意义的财富，更可怕的是关住了文明建设，爱的建设，善的建设。人间应该是阳光坦途，人间的社会建设更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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