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不承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而且把事件闹得很大，甚至还要来南京，准备与中国人进行公开辩论。这真不是件小事，需要认真对待和反思。
名古屋市长为何否认南京大屠杀?从这个日本官员的“自白”来看，显然是他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以及自己所谓的“逻辑”了。但这真的只是他一个日本官员的“问题”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是单纯一个名古屋市长，没有日本国家上下那种大环境大氛围，他还会那样自信吗?而且事实很快也验证了，事发后，名古屋市两日内收到约330份通过电话和邮件等寄给河村隆之的各界意见，其中有270份认为“市长说得好”，表示支持;而只有60份表达抗议，认为市长言论“不负责任”。这大约也是这个事件出来后，河村隆之所以会如此“毫无畏惧”的“底气”吧。
当然，不容河村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前提，这一点毫无疑问，斩钉截铁。不然，南京那些死难同胞不答应，生前为调查南京大屠杀殚精竭虑，以至于患上抑郁症并最终自杀的美裔华人张纯如也不会答应。
但也不禁要问：河村隆之为何敢于否定?真的只是像我们在报道中看到的，是因为河村隆之的父亲、一个侵华日本兵在战后受到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的“热情接待”而已吗?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更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个河村，不仅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其几十年来“一以贯之”，而且与过去一些叫嚣的极端右翼不同，他是端着一副“摆事实，讲道理”且温文尔雅的架势谈论这件事的，这对世人的欺骗性很大。
即使南京市政府在事件发生后很快就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河村依然拒绝收回“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的言论和进行道歉，并重申：“当时在战斗中确实有很多人牺牲，但普通百姓被屠杀几十万的事是不存在的。也没有目击证人”，“为了真正的友好，有必要把事实讲明。中国方面的人既然来了，我就不该遮遮掩掩，而是要堂堂正正地讲出来。如果我说错了，对方可以当场指出来。”
而此前名古屋市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日本媒体证实，当市长向来访的中国南京代表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代表团团长“很圆滑地转移了话题”，并未当场反驳。
说起来，多少有点尴尬。南京与名古屋结为“友好城市”已34年，然而“友好”了几十年的两个城市，居然还有这么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
几十年来，我们虽也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不论是国家领导人去日本国访问还是有日本要人访问我国，我们主流媒体也好，国家高层也罢，一直都是抱着幻想，除了认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两国之间有那么一段“不愉快的历史”外，总是希望以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来感化这个国家的人民包括他们的政府。即使因日本一任又一任首相及一些要员的过分言行“气不过”，也总强调应该把日本大多数人民与日本政府以及极端右翼势力区别开来，仿佛日本政府不是日本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又仿佛“日本绝大多数人民”在如何看待日本侵华战争乃至南京大屠杀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真的与他们的政府是相反的一样。
然而，不论是历史还是眼前的无数事实，都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自欺。不然，河村言论出来后，在日本，为何会有近八成电话和邮件“支持”他?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没有这些自欺，日本右翼和日本政府包括一些日本官员，估计不会像现在这样胆大妄为，肆意嚣张。更让中国人民憋屈的是，每有日本要人到韩国访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都是韩国人民自发地上街抗议;而日本要人到中国访问，人民只能私下“发牢骚”。现在虽说是信息时代，不怕死的网民可以在互联网上骂几句，但至今尚未听说允许人们对这种来访者进行抗议。
也正是有这种“大背景”，才导致名古屋市长河村当着去访问的南京官员的面否定有南京大屠杀;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大背景”，去日本的南京官员才不仅没有当面进行反驳，反而“会谈”还能继续下去，只是把话题引开而已，并且会谈后还能心平气和甚至是“友好”地与这个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河村“交换礼物”。
不妨假设一下，此事如果发生在韩国，会是什么样?民众早就要求市长辞职，或者他自己早就主动辞职了。
当然，在如何看待日本名古屋市长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上值得反思的东西还有很多。三年前，也就是2009年春，在陆川导演的影片《南京!南京!》公映之际自己就写过一篇随笔，里面很多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容我把它们抄在这里：
不论从这部影片的导演陆川的文字中，还是已经看到这部片子的人所刊发的文章，都让我们看到，1937年，当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攻下南京城时，中国人在被残暴杀害的同时，也曾有过殊死抵抗。影片中有一个曾是妓女的小江，她虽是纤弱的身躯，却第一个举起手，加入日本征用的慰安队，为自己的姐妹和不认识的同胞换回过冬需要的衣物、食品、煤炭。即如有人说，“她曾是妓女，但她是你见过的最荡气回肠、最有种的妓女”。
导演陆川在接受《环球银幕》专访时对记者说：过去，“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形象真的是被刻意抹杀了，因为我们真的一直在抵抗。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影片中还有这样一幕：几名日本兵突然遭到枪击死亡，更多日本兵赶过来，却发现开枪的竟是南京城里未成年的中国孩子。很显然，即使没有别的，仅是上面这些画面，也足以让中国观众震撼，因为这是在原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中所没有见到过的。
近些年来，有些国人仿佛也真的学会了“大度”学会了“宽容”，只要见别人在对待日本客人方面表现出一点“民族情感”，心里就过意不去。
或是要你“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或是赶忙站在民族情感的立场主持“正义”，教训那表现出一点“民族情感”的中国民间百姓，也要像他一样“走出民族情感的误区”。对此，本人很不以为然。难道说忘却家仇国恨，对至今毫无忏悔之意的日本政府和“大多数日本人民”要“热情有加”，也就是我们有些人所主张的“以德报怨”，才算“走出民族情感的误区”?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加深中日两国之间的仇恨，让“世世代代”把仇怨结下去，也并非不承认日本人民中毕竟有些人是热爱中国人民，甚至致力于与中华民族友好下去的。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更不要自欺欺人，甚至把中国民间百姓表现出的一点“民族情感”说成是什么“民族情感的误区”大加挞伐。这样做，不仅会伤害我们民间百姓的民族之心，同时还会让为数不少的一些日本人耻笑，笑我们在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日本军国主义也好，日本政府也罢，甚至就是整个日本人民，不管你是否喜欢，都不能不承认人家的认真劲、人家的自强精神，实在可做中国人的老师。这一点，我们不仅在胡适、鲁迅的文章中可以读到，就是在一百余年前的“甲午海战”的失败中也应该有所领教。
《南京!南京!》公映之际，何东先生在其博文中说，“南京城曾是中国的国都。但日本鬼子当年冲进南京城时，却非常清楚地知道，城里一共有多少水井，哪些水井里的水是最好的水质。而即使到了今天，那些经常破口大骂日本人是小鬼子的，他们又对日本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陆川拍摄《南京!南京!》过程中有一段导演手记是这么说的：“我想给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我们在科教书里所讲的，都是弱者姿态，70年后还老拽着别人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然后别人今儿一高兴摸摸你，就特美，可别人哪天挥手又一嘴巴，就又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
可以回忆一下，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之后，我们那些热情，我们所倡导的文明，现在坚持下来的又还有多少呢?时过境迁，又回到了令我们不堪的常态，后来甚至需要有媒体发表社论，恳请《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
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绝不仅仅是指物质层面，很大程度上还在于精神状态。
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我相信，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更好地认识半个多世纪前发动侵略战争时期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多数人民，也明白那所谓要我们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是怎样地自欺欺人。作者说：“‘人民’的含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还说，根据有些人对“日本人民”一词的用法来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然而“历史似乎并不如此简单”。作者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使我们看到“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当然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因而有人可能会批判我不该拿“老眼光”看待这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
那么，今天又如何呢?“日本大多数人民”是否就与那一次又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一个又一个代表日本政府的日本要人“背道而驰”呢?答案也许让有些人“大跌眼镜”。
曾经看到过中国记者在日本国的一个随机抽查，结果是日本的“大多数人民”拥护他们的政府，更不说那些“日本右翼势力”了。我还看到过一位名叫王恬的作者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一篇《终究意难平》的文章，是作者在日本靖国神社的亲历。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知道：“靖国神社，没有一丝的反省，没有一丝的忏悔，只有对帝国往昔的‘追慕’。”
几年前，那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自杀时，自己写过一则短文，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所表现的也不过是出于人的良知，出于人类最朴素的爱憎。然而，在这个繁华喧嚣的时代，在这个普遍享受浮躁的社会，不少人恰恰失去了最原始也最朴素也最根本的东西。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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