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40年了，一些纪念活动也在不断开展，比如中日青年成人礼、各种展览等等。古人云，四十不惑，但是中日关系却依然处于迷惑状态，还有倒退的危险。围绕钓鱼岛、东海油气田问题，中日两国或者隔空喊话，或者舰船对峙。日本名古屋市长口出狂言，否认南京大屠杀，至今拒绝道歉。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历史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中日关系一波三折似乎已经成为常态，但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崛起已不再是传说。2003年，中共十六大之后，关于中日关系曾经出现过“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与“对日新思维”的说法，但是这些看法被中国人骂作“汉奸言论”，由此可见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之脆弱。十八大之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是否需要“对日新思维”呢，如何实现“中日接近”，结束“忽冷忽热”的怪圈呢?
中日邦交正常化只有40年，但是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却有几千年，只有将中日关系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下进行反思才能准确定位，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克服时间的反差、空间的错位，最终实现两国的并轨，能够在同一条轨道上畅通行驶，各得其所。
反差：现代化的中国与后现代的日本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日本GDP再次出现负增长，而中国则实现了9.2%的增长。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则是追赶美国。中日之间的经济竞赛还在持续，但是2010年中国的超越给日本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近代以来形成的对中国的心理优势似乎已经没有基础了。
经济不是全部，但却是最重要的指标。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就认定经济增长率是影响国际权势转移的根本动力，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只是中日关系微妙变化的端倪。中日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贫穷而高速增长的现代化中国与富裕而徘徊不前的后现代日本之间的关系。时代的反差使两个东亚国家似乎难以相互理解。
在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权力中心，直到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日本取代中国获得了东亚的主导权。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战争的遗产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在美国的庇护之下，日本在1968年取代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80年代取代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日本处于巅峰时刻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二者之间的差距要比高铁与绿皮火车之间的差别还大。高铁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命，也是管理理念的刷新，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暴露出中国在高铁管理方面的重大缺陷。从这个例子能够折射出中国依然处于追赶者的角色，虽然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但是在财富总量、财富伦理方面与日本相距甚远。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当然这句话主要是说明各国政治发展的规律性，如果我们将其套用到中日关系，似乎也有解释力。如果中日两国都处于后现代国家，那么东亚地区可能会呈现出北欧国家的图景;如果两国都处于现代化阶段可能就会面对“回到未来”的可怕景象之中。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与一个后现的日本，或可以相互借鉴，避免陷入“丛林状态”而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
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从经济增长的阶段而言，中国要落后日本一个时代。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中国现在大致处于走向成熟阶段，而日本则处于大众高消费阶段的末端。打个比方说，中国的80后成长环境与日本的60后大体相当，在经济成长序列上，中日两国不是同代人。两代人之间尚且有代沟，何况是两个国家呢?
经济是牵引政治社会变迁的原动力，而政治社会的变革目标是善治。在国家现代化的原点上，中日两国都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但是转型的节奏与速度却出现了反差。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经过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再到福利国家的转变。福利国家的核心在于公平分配与社会正义，是从经济高速增长到财富合理分配的惊险一跃，世界银行将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关节点上，日本成功了，而很多国家都失败了。中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研究与借鉴，如果仅仅因为中国GDP超过了日本而自鸣得意，那就大错特错了。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认为，“失去的15年”中，日本并没有失去什么，财富持续增加，社会平稳发展。中国国内之所以热炒日本“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根本在于，GDP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和后现代的日本有不同的含义。
中日两国的日历上都写着2012年，但却处于不同的发展进程之中，时间的反差是两国互不理解的根源之一。$nextpage$
错位：一山能容二虎乎?
曾经担任过驻日武官的豪斯霍弗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生存空间”的理论被希特勒疯狂的侵略战争给毁掉了。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一种生存空间的迷思，事实证明，通过战争扩张生存空间是错误的。核武器时代的来临更让领土扩张与占领变得不可想象。
俗语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强者如果靠得太近，容易伤害到对方，中日两国分居世界经济二、三位，却不得不“一衣带水”。无论两国实力如何变化，它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居，这就是地缘政治的魅力所在。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地缘都是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要素，尤其是在一个大国林立的地区更是如此。
东亚地区的地缘格局在150年间几经变幻，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也唤醒了日本;1904年的日俄战争彻底结束了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确立了日本独大的格局;一战之后，美日“共主”东亚;二战之后美苏冷战重塑了东亚格局。现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又进入一个深度调整的时期，是和还是战取决于中日关系。
人们寄希望中日能够携手演绎一场亚洲版的法德和解大戏，中日双轴共同驱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鼓吹“东亚共同体”的鸠山由纪夫不到一年就倒台了，民主党的上台没有改变首相“走马观花”的习惯。2010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让两国关系跌入谷底，别说两国携手了，连首脑互访这一渠道都暂时中断了。2011年的日本防卫大纲中将“东亚共同体”这样的字眼都抹掉了，而对华军事战略修改为“牵制”，如此下去，中日双轴只是个传说而已。
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国海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太平洋将成为常态。出身军人家庭的野田佳彦上任之后不久便检阅航空自卫队并声称，“当前中国的军事扩张对日本国家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日本必须强化军事能力予以应对。”更令中国感到不安的是，日本还试图介入南海争端，并与印度举行联合军演。中日海权竞争已经成为现实，军事互信渐行渐远。
为什么法德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中日却怨恨绵延呢?从根本上说，地缘政治权力的错位与累积造成了目前的困境。日本的国家形态基本上是1940年体制、1955年体制和冷战同盟共同打造的，1940年体制将日本带入了军国主义的轨道之中，虽然经历了战后改造，军官团却没有得到惩治;1955年体制造成了自民党长期执政，党内派阀政治取代政党政治的态势;冷战的日美同盟使日本成为一个“半国家”。
战后美国独自占领日本，1940年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清理，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这是中日关系“历史问题”迭出不穷的根源。在德国，纳粹是政治不正确的，没有人会为希特勒张目，而日本首相公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地方大员以否认南京大屠杀来捞取政治资本。冷战将中日两国化为不同的阵营，旧伤未愈，又添新疤，而冷战却让法德不得不走上联合的道路，如果不联合，欧洲将在美苏两大势力夹击中沉沦，甚至时刻面临苏军入侵的压力。国共内战造成了台海两岸的隔绝，日本不但没有被中国军队占领，甚至逃过了战后赔偿，自然会对战争认识不清，因为没有切肤之痛。
正因为如此，中日关系不但没有朝着法德和解的方向前进，反而进入了反向运转的漩涡之中。2011年的调查显示，八成左右的中日人民互相厌恶。如此脆弱的民意基础只能强化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纷争。
并轨：拓宽轨道，并行不悖
从大的时空逻辑而言，中日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形势逼人，如果按照现有的“路径依赖”下去，难免会出现更多的摩擦甚至走火。
然而中日两国都是顺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潮流而渐次进入现代性的轨道之中，这种内在的动力逼迫中日两国“并轨”而对接。现在需要做的是，保障两国关系在同一轨道上平稳运行。并轨之后可能会发生撞车或者追尾事件，增加轨道，才能并行不悖，并驾齐驱。
资本主义全球化，尤其是7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日本跨国公司兴起，日本通过市场赚取的利润要远远超过殖民战争，经济主义取代领土主义，地缘政治让位于地缘经济。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为日本提供了一辆便车，日本拥有大量的资本，而中国为其提供了丰厚的利润空间。此外，货币合作将为中日关系提供一个更诱人的合作轨道，两国都贸易型国家，共同面对美元霸权的压力。
政冷经热是中日关系的一大特征，说明经济不是万能的，政治社会层面的沟通与了解显得尤为迫切。微博时代的来临，为中日并轨提供了无数的毛细血管，日本知名人士如莲舫、大前研一在中国开设微博，众多在日华人华侨通过微博呈现日本的社会百态。当然，知日派未必亲日，同样知华派也未必亲华，但是沟通才能消除误会，才可能直面中日关系的困境，才有可能回归常识，共商对策。
亨利·基辛格曾经指出，东亚地区还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阴影之下。此言不虚，民族主义依然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话语，而地区主义则是步履维艰。正因如此，东亚地区创建了各种不同的制度，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成为中日关系的真正纽带，除了中日关系的种种无可否认的障碍之外，还有美国的阴影，TPP就是一个例证。
应该承认，美国是东亚安全的提供者，但也是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尤其是美国强势回归亚太将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更多的变数。在一个没有霸主的东亚，中日两国将充当两国关系多轨道发展的扳道工，东亚一体化合作将踏上起跑线。
(作者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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