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英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意欲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吗?》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王英在文中点明，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明白挑战美国无利可图。其次，中国挑战美国并不具备价值观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明形态或文化传统并不具备挑战的人文基础。他指出以农耕为生存基础的中华文明强调“以防御为主的安全观”并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呈现出温良恭俭等行为特征。因此，“中国在原始文化传统核心层，就没有非要挑战谁的理念动力”。诚然，王英的诠释并非毫无道理，但笔者认为某些解释有待商榷。
首先，一国的意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常识表明，国家的意图就是决策者或是为决策提供支持的精英阶层的特定意图。领导层在决定外交决策时可能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他们也必须慎重考虑地缘政治、国内政治、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客观因素。当然，外交决策也会受到决策者之个人情感或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因此，随着局势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决策层的意图自然也会发生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摩根索认为从领导层的动机或意图来寻找一国外交政策的线索既是无效的也是不可靠的。在他看来，意图是心理现象中最虚幻的东西，“它会受到行动者和观察者的利益和感情的歪曲，经常被扭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况且，“历史没有显示出意图的性质与外交政策的性质之间有精确和必然的相互联系”。诸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战略意图就与德皇威廉二世的战略意图截然不同。前者通过细织密缕的联盟网络巩固德国的安全，防止其他大国联合抗衡德国。后者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并推行世界政策，力图为德国寻找新的地盘。同样，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政策显然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有所区别，而这种区别是中国文化传统所不能解释的。
鉴于一国的意图并非固定不变，所以维持现状的霸权国对崛起的大国之应对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亦即两面下注，遏制与接触相结合。不幸的是，历史表明，遏制的逻辑往往会占上风。正如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在一战前针对德国的外交政策指出，“英国的反应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法则”。其在1907年所写的备忘录中说道：“德国或者是追求全面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从而威胁其邻国，并且最终威胁英国的生存;或者并没有这么明确的野心，目前只是想利用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国家之一的合法性地位与影响，试图扩展其对外贸易，传播德国的文化，扩大其影响范围，以及在和平的环境中在全世界追求德国的新的利益……然而，我们经过研究可以看出，英国政府没有必要去判定德国所实施的政策方针到底是这两者中的哪一个。因为很明显，第二种计划可能在任何阶段和第一个计划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德国地位的自然上升对世界其它地方所构成的危害之大，不亚于通过‘恶意蓄谋’明目张胆夺取类似地位所造成的威胁。”虽然一个世纪前的德国与今日中国崛起的环境不同，但它们的互动逻辑并非完全不同。今日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差不多也是这个逻辑的体现。
其次，王英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具备挑战的人文基础，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许多学者的共鸣。事实上，许多中国学者就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核心就是“和平主义”，亦即重和平轻战争，重防御而反侵略，而历史上中国与其它国家的互动也能够为这个解释提供可靠的证据。然而，这种从孔孟文化的范式看待中国对外关系的视角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当中也包含进攻性的倾向。诸如，通过对明代七经以及明朝大战略进行个案研究之后，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江忆恩就总结道，“这些经书承认三个方面：首先，战争与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不变特征;其次，敌我冲突往往是零和博弈;因此最后，暴力成为一种解决冲突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在他看来，“这三个假设强有力地奠定一种强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即备战范式。在这个范式之下，充分的军事能力和在军事战争中完败对手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同样认为，这种备战范式与西方现实主义传统中的某些核心要素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这种备战范式假设贯穿于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国家体系之中，即从无政府状态下的春秋战国体系到等级制度下以中国为核心的帝国体系，再到后冷战时代高度相互依赖的体系。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全球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面临着自1949年以来最好的国际环境，但这种“以战求和”、“无备有患”的战略文化依旧影响中国处理安全议题的方式。诚然，江忆恩的论证未必完全合理，但这种解释也并非无凭无据，因此时至今日，有关中国战略文化性质的争论此起彼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形成共识。在这个背景下，宣称中国文明或中国文化没有非要挑战谁的理念动力恐怕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最后，必须指出，中国知识精英具有李泽厚所说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们在近代如此顺利和迅速地接受进化论观念，同时一举抛弃历史循环论的传统观念，以及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一举摒弃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在他看来，这都证明“中国实用理性这种为维护民族生存而适应环境、吸取外物的开放特征。实用理性是中国民族维护自己生存的一种精神和方法”。在笔者看来，这种实用主义精神表明中国知识精英并非完全固守一套僵化的文化理念，相反，他们会因势利导，借鉴和创造出新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必须因时乃至因地制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忌讳中国是不是要挑战美国。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诠释“挑战”的内涵。这种挑战是硬实力的比试还是软实力的较量?中美双方是否已达成共识?当下，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中美软实力竞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这种较量与传统硬实力之间那种赤裸裸的博弈迥然相异，它是一种良性的竞争。事实上，王英在文中也涉及到这一点。他认为，“除非中国广泛地吸收各种文明成果，使中华文明及其外在的价值观体系，具有全球广泛接受性，并成为全球各民族可以分享的公共物品”，否则“中国难以承担领导者责任”。这其实表明中国需要海纳百川，广泛吸收他国软实力精华为我所用，强化中国软实力，最终为中国的领导奠定坚实的道义基础。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外交的困惑并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具有挑战美国的意图，而在于中国有没有一套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显然，一种国家大战略，它不仅体现在言语上，它更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表现出来。
(作者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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