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进一步得出崛起的中国在美国制约下不可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结论。米氏的悲观情结为中美关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并间接成为了“中国威胁论”的代言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的困境，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威胁论”出现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华盛顿的政客圈，突出的表现是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以及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对华的强硬政策。
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担忧是美国对华采取“遏制”策略，通过强化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同盟关系、介入中国与他国的领土纠纷、对中国人权以及民主问题施压以达到挤压中国生存空间，削弱甚至瓦解中国的目的。
双边关系中缺乏互信，会造成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而出于自我利益的维护而导致对方的过度反应反而会加剧对自身安全的威胁，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
中美之间互信的缺失会将双方拉入安全困境，导致资源的浪费，以及结果的零和性。从美国的利益来看，美国的遏制将会激起中国的反抗，使中国从一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转变为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从中国的利益看，中国对“韬光养晦”指导方针的背离将会加剧美国的危机感，为其“重返亚洲”提供口实，造成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
国家利益是一切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这是现实主义理论长期主导外交实践的原因。然而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础——无政府状态和自助求生存则将丛林法则下的国家利益看成了“零和”博弈，即双方利益此消彼长。“零和”博弈最大的危险在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性。如果把对方看作假想敌，针锋相对的外交策略会使对方感受到自助的必要性，从而可能造成关系的紧张甚至剑拔弩张。霸权国家和崛起的大国之间在历史上都呈现出“零和性”的对抗关系，崛起国基于体系领导者的利益驱动以及落后者“搭便车”的优越性而对霸权国发起挑战，霸权国往往会对崛起国进行威慑或遏制。二者的对抗在霸权转移的临界状态达到极致，最终爆发所谓的“霸权战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纪念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演讲中道出了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一起正在建立一个在合作和竞争中实现平衡，稳定且双方可以接受的模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
中美要打破桎梏，建立健康、长远的双边关系就必须摈弃“零和性”思维模式，在合作的框架中，构建共有的观念——承认中国的发展也会有利于美国的发展，承认太平洋足够宽广可以容纳两个大国。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的国家，在其发展历程中一直有树立“假想敌”的传统，这是国内对于美国可能的遏制政策的一个推断来源。纵观历史，在二战之后，美国有过八次危机意识非常强烈的时候：朝鲜战争，苏联卫星升空，越南战争，苏联扩张和日本的大国崛起，以及上个世纪70年代滞涨，911事件，最近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归纳起来，在这几次的美国危机意识强烈的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有两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前苏联两次，日本一次，恐怖主义一次，美国自身两次。苏联在里根时代“经济分流”和“民主分化”政策的推波助澜下走向了解体，日本在《广岛协议》的打压下经济持续低迷经历了“失落的十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战争中被赶下了政坛，本·拉登在美国“雪豹队”的枪杆下命丧黄泉。但是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归纳式推理，在灵活、多变的外交领域更是甚然。美国在朝鲜战争之中对中国实行军事封锁并在战后长期对华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然而仇视共产主义的尼克松却向中国敞开了怀抱。现在的美国宣称欢迎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当然也不意味着将来的美国不会再次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衡量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跳出简单的“假想敌”式推断，这种宿命论式的思维方式阻碍理性和科学精神在外交中的运用，为各种被动的“阴谋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理性的外交政策模型是在对对方战略意图揣测和战略价值评估基础之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外交政策灵活、务实的应用。
在中美交往的四十年中，随着国际体系和形势的变化，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不断发生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应更改：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并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基于联华抗苏的战略需求，华盛顿为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一直到1988年，两国关系稳定度过十年的蜜月期;2001年前“中国威胁论”是笼罩华府对华关系的主调，对华制裁、银河号事件、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南海撞机，一系列事件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实施战略威慑和遏制，限制中国发展空间;9·11后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迅速调整了对华政策，改善对华关系，寻求中国在反恐和防止核扩散等议题上的支持。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改革深化的成果使得9·11后的十年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中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亦逐渐提高。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意图开始担忧，“中国威胁论”在决策圈有卷土重来之势。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管杰佛理·贝德在新书《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中披露，奥巴马执政前两年(2009—2010年)的对华政策在于弥补布什时期对于亚太地区的忽视以及化解盟友日本和韩国因中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增长而产生的焦虑，言外之意剑指“中国威胁”。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在2010年达到了高峰，集中表现在奥巴马的“重回亚洲”政策：2010年6月在核集团国会议上，美国竭力拉拢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的民用核协议百般指责;7月下旬在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态公然介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岛争, 在中国与这些国家间挑拨离间;美韩、美日联合军演，美国不仅企图将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开进黄海，还试图将双边军事同盟升级为多边同盟。
在中美关系面临摩擦升级之际，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成就了“融冰之旅”。此次访问带来的450亿美元商业合同，为美国创造23.5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可以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双方增进了战略互信，重申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关切，在共同声明中，第一次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了“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从对华友好关系中的获利缓解了其对“中国威胁论”的猜疑与焦虑，《纽约时报》撰文称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也给美国带来机遇，那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的说法已经过时”。2012年在美国大选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价值成为了两党用以投射自己强大形象的“拳击吊袋”。共和党候选人普遍对华采取强硬姿态，批判奥巴马政府对华态度过于软弱，允许北京操控人民币汇率以及违反自由市场原则，同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大加指责。在选举政治的影响下，面对共和党的施压，奥巴马不得不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1月25日的国情咨文，奥巴马开始对华发难，批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宣称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专门调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局限于一个手段，而是有很多的选择——威慑或者接触，对抗或者协商。
例如，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选择威慑也可以选择接触，可以选择遏制也可以选择参与。中国对于美国可以选择对抗也可以选择协商，可以选择韬光养晦当然也可以选择与他国结盟。当面对如此之多选择时，各国就会结合具体的国际形势和国情，拟定战略以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具体的外交手段则是围绕这一战略而进行的运筹帷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来自对象国的抵抗，这就需要与对方进行交易并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所有外交手段都是指向最终的外交战略，因而只要揣测到对方的战略意图，就可以投其所好或找到谈判的筹码，以减少在外交运筹中的损失甚至可以诱导对方采取最有利于己的外交手段。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另一国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面需要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揣测和判断。例如，对于一个商人，也许无法知晓其此次的商业动机为何，但是其最终目的一定是为了盈利;对于一个政客，也许无法确定其诉求为何，但是其一定是对权力有着天然的憧憬。对于美国，其对华政策的宗旨是维护(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防止因中国崛起而造成自身利益损失。对于中国，其对美政策的宗旨则是维系一个良性健康的双边关系，为中国的发展赢得和平的环境。
另一方面，双方需要进行机制化的沟通和交流，这种机制化不仅仅强调次数的频繁、范围的广泛和层次的高级，而是更应该瞩目于对话是否切中要害，是否解决实际问题，要避免各说各话，形式主义的外交辞令。在理性外交策略模式下，通过机制化的沟通以及正确的战略揣摩和判断，可以增进战略互信，避免零和性博弈，将交易成本降低，从而实现中美创新性双边关系的双赢。
(作者为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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