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中国，就必须以一代人、一代人为单位来思考，”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一位朋友曾对他这样说，“如今最重要的就是2012年以后，‘文革一代’将执掌中国政坛。”
欧亚集团分析师马达明(Damien Ma)最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谈及了中国政坛的“文革一代”。他说，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掀起的“唱红歌”运动以及他戏剧性的卸任，似乎重新点燃了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关注。这种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政改不成功,文革悲剧或重现。
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和薄熙来，都出生在文革年代，他们亲历了政治动荡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影响。虽然他们出生高干家庭，但薄熙来和习近平的父亲都曾在批斗大会上被公开批斗。对于薄熙来与习近平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在人格形成期所经历的是骚乱，而非平静。弗格森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说道，习近平15岁时，他的父亲被捕，此后的6年里，习近平都在云南下乡。李克强也有类似的经历，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被下放到安徽农村。
马达明的父亲也是“文革一代”，他和他的同龄人在十几岁时曾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在失望的情绪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选择了出国移民。但是，更多的人度过了这场磨难，继续生活在国内。
马达明的母亲也曾是知青，被下放到偏远的云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她的父亲曾参加长征，靠吃树皮、喝自己的尿液活了下来，后来他又在陈庚和罗荣桓的队伍里服役。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的女儿上山下乡的命运。
弗格森说，一位曾被下放到中苏边境地区的著名中国经济学家曾告诉他，“在集体农场我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10秒钟内看出一个人的品性;我还明白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自由地思考、拥有可以信赖的朋友。”
马达明说，他的母亲曾无数次地跟他讲起过这些往事。这样的故事曾发生在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他们在一片狼藉中重建了自己的家园。和许多曾经的知青一样，马达明的母亲在回忆过去时很少有怨恨，只是实事求是地叙述往事。虽然在文革时期，她没能上大学，生活也完全被打乱，但她并没有憎恨。无论好坏，文革都在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马达明认为，习近平、李克强这些即将掌握当今中国领导权的“文革一代”，他们在年轻时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中国将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不可能不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我们也不可能预测这些影响将如何作用于他们未来的执政理念。
文革过去40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徐友渔呼吁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像他这样的人还只是少数。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关于文革的书籍少之又少。弗格森说，去年8月当他准备去徐友渔执教的大学采访徐时，校方拒绝了弗格森的采访。
弗格森在他最近的中国之行中还注意到一个更加引人注意的现象——文革怀旧之情。弗格森在一家文革主题餐厅就餐时，看到服务员身着红卫兵的服装，餐厅舞台上演出的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宣传歌曲。在距离重庆文革墓不到200米的地方，一群中年妇女正唱着红歌。直到薄熙来被免职前，重庆还在鼓励这种文革怀旧之情。可让人费解的是，弗格森说道，薄熙来和他的家人正是在1966年文革期间被捕长达5年，释放后又劳动改造了5年。
马达明说，预测未来的中国必须基于对中国近几十年国情坦率、冷静的分析。这几十年中，有千千万万“文革一代”的经历和记忆，但至今官方一直没有完整系统地对文革历史进行梳理。这段历史，不是人民的历史，而是党的历史。薄熙来被免职所带来的政治余波再次显示了历史对政治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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