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国务院明令要求98个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数据，目前已有61家端出了自己的账本，进程接近2/3。在唯恐成为最后一名的担心和舆论压力之下，想必接下来会呈加速度状态。但已经公开的并不能让民众满意，而要真正借此监督政府花钱，仅仅公开还不够。
茅台再惹“三公消费”热议
近日，“三公消费”话题再次于全国“两会”期间升温，而“地球人已经阻挡不了涨价”的茅台酒，更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2012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具体提出了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的四点建议，即：立法禁止或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立法禁止或者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公款采购茅台酒;禁止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宴请喝茅台酒;适时修订法律法规，把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送礼行为中的“送茅台”等行为，作为违法或者犯罪的行贿受贿处理。
茅台酒这几年的价格，就像是坐了火箭一般一路高涨，53度500毫升的茅台酒价格从3年前的500元/瓶涨到现在2000元/瓶左右。根据调查了解茅台酒涨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则是公款消费。
茅台高管刘自力回应记者关于“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看法时反问：“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他称茅台不是奢侈品，“茅台本身就是中国广大消费者都消费得起的产品，怎么可能是奢侈品呢?”
茅台似乎很委屈，一边是照章办纳税，贡献不少，一边却是遭遇诟病，不仅被套上奢侈品的帽子，还被代表委员建议公款消费禁喝茅台。不喝茅台，难道喝拉菲吗?价格更贵。火气十足之下，一声断喝，“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该喝什么酒，似乎谁都无法回答。因为没有规定明确，“三公消费”该喝什么酒。
“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还是网友说得好，喝酒伤身体，还是喝白开水最好，既省钱又有益身体，再不行，喝饮料也不错。如果一定要喝茅台，那就自掏腰包，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喝茅台。
“三公消费”不该喝茅台，想必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实，“三公消费”，本就不该喝酒。一方面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腐败。现在“三公消费”中，喝茅台现象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三公消费”没有实施有效的管理，因为根本就不透明，老百姓无法监管。茅台之所以占据“三公消费”的主角，无非是因为其价格昂贵，能够喝出身份，喝出特权。如果价格不高，恐怕很难会使领导选择茅台，当然，茅台因为有公款助威，也就价格节节攀升了。
“三公私用”现象由来已久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三公消费”，政府要运转、要运行，肯定有一些相关的运行费用，包括职务运行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在世界各国是严格限制的，比如说像公车，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一般的公务用车，在欧洲很多国家，连部长、司长都没有专车，完全是开着自家车上下班，在公务活动中有一些自己用的公务用车，但数量很少。
但在中国则不然。对于治理“三公消费”问题，尽管中央年年都在三令五申，既开会又发文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认真抓好落实。但从这么多年运行的情况来看，收效甚微，有的地方甚至如火如荼、愈演愈烈。在媒体报道中，有的乡政府前几年每天平均公款吃喝一两桌，花不到千元;如今平均每天要吃五六桌花四五千元;原来乡政府最多只有一辆破吉普，现在拥有四五辆中高级越野;原来领导干部最多到县城开个会游一游，如今带着家属、情人天南海北到处跑，美其名曰学习考察。一个小小的乡政府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县政府、市政府了。
每个机关和事业单位一年“三公消费”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到底都是谁消费的?究竟是公款还是私人掏的腰包?花这么多钱又从哪里来?有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和约束这些行为?每个单位频繁、巨额的“三公消费”基本上都是领导及其上级乃至上上级领导直接消费的，这些人当然不会自掏一分钱，所有开销都是由国家财政或预算外资金支付。
因此，“三公消费”泛滥其实在各单位领导及其上级乃至上上级领导身上，这才是问题的罪魁祸首和麻烦的制造者。假如每个领导时刻都能做到公私分明，淡薄名利，秉公用权，廉洁自律，自觉抵制“三公消费”，比如下去检查工作时坐公交车、吃饭自掏腰包、旅游自费等，即使一般干部胆子、权力再大，他们也绝不敢也不能公款消费，“三公消费”也绝不会泛滥成灾、久治不愈。再说，公开“三公经费”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到底由谁来监督、制止和惩处领导再搞“三公消费”。
“三公账单”沦为数字游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数字：9000亿。这个数字流传甚广，也引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尽管后来有财政部门人士出来辟谣，但由于没有一个更为明确与详细的数字及说明，公众更倾向于相信9000亿这个巨额消费。
2011年，90多个中央部委公布了本部门上一年的“三公经费”。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各个部门的数字则从几百万到几亿不等。这一数字并未包括地方政府的三公消费金额，但与9000亿相比仍差距甚大。此外，大部分部委都只公布了三项消费的总体数字，却并无消费明细。
从目前晒出来的账单看，显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亮点，但也有太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比如，很多单位选择临近周末甚至是要下班的时间公开，体现了躲避公众关注目光的技巧性。而从目前公布的数据看来，许多部委的“三公消费”确实不少，这说明老百姓之前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尤其是目前各部委公开的“三公”支出的准确定义都是“财政拨款中的三公经费”，而在各部委的相关支出中，财政拨款仅是其中一部分，其余事业收入、预算外收入等非财政拨款中，往往隐含着更大的“三公”支出空间。
毋庸置疑，权力永远不可能离开公众监督与制度约束而孤立存在。作为行政中枢的首端中央部委理该成为“阳光行政”的表率，必须胸怀坦荡地通过公开“三公经费”来真正接受公众监督与制度制约，而不是玩弄那些精深老道的技巧，来跟民意“躲猫猫”。就目前已公布的“三公”账本来说，其数据里面是否存在玩“数字游戏”的猫腻，是老百姓对于目前“三公”公开最大的质疑，而其中最大的“数字游戏”可能从一开始就隐含于本次“三公消费”预算公开的框架之中，也即目前“三公经费”公布采用的“窄口径”上。
既然“三公经费”已经注定逃不开老百姓挑剔的目光，那么，及时公开透明地向老百姓展示货真价实的账单，就成为政府部门无法绕行的选择。从已公开的几十个部委的“三公”账目来看，有过于笼统、简单扼要的，也有细致详尽一些的，有的受到公众舆论褒奖，也有的仍引发批评反弹，这些都说明“三公”公开还需要更深化细致些。
虽说社会舆论对一些政府部门公布的速度和数据质量存有质疑，但在舆论监督环境不断巩固的今天，这不太可能再成为昙花一现的游戏。既然民意已经过河，政府部门也无法永远假装摸石头过河，这一步迈出去就不大可能再收回来。中央部委晒“三公账单”很可能将成为中国政务公开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两会：让“三公”有法可依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深化公务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三公消费”，占据着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其过度消费勾画的奢靡图景，更是让社会产生深重的公平忧虑。近些年来，关于控制和缩减“三公消费”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渐成整个社会的共识。行政成本的高企，尤其是“三公消费”的高涨，除了败坏公权力的形象，更是对民生福利的挤占。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3月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2010年到2012年，每年预算安排的时候都强调，一般情况下按照零增长来安排“三公经费”，同时进一步有所压缩。去年，财政部又明确要求各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不得超过2010年压缩以后的预算规模，执行中又压缩了2%公务用车购车经费。2012年，期待“三公消费”更加透明。
在三公消费云遮雾绕之时，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消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九三学社的提案又给出了他们的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元。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提案认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除了个别涉及贪污受贿外，其他的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因此，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以法律方式来监督政府“三公消费”，无疑是一个具有威慑力的手段。但从源头治理“三公消费”，才是治本之策。因此，增加“三公消费”透明度、给独立第三方以监督活动空间，才是根本。
2012年，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应继续公布“三公消费”，并理应比去年做得更加细致。因为这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应有的意识与行动。税收取之于人民，也应告诉人民：每一笔钱是如何花的、每一个出国项目考察目的及成果如何、每一辆公车花多少钱买的、运行费用多少、每笔公务接待的人均消费多少。推动“三公消费”公布的细化，才会使公布更有意义，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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