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凝聚力量和文化源泉。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曾指出：“总而言之，可以说几乎所有重大的社会制度都起源于宗教……如果宗教产生了社会所有最本质的方面，那是因为社会的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因此宗教力量就是人类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
这番论述代表了涂尔干后期成熟的宗教思想，与其早期思想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曾经认为，高度的社会分工可以取代古代社会的共同意识，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整合力量。而宗教作为一种“最明显的共同意识形式”，将会严重阻碍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论》，1893年)
涂尔干思想的重大修正，从一个侧面折射出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思想界在对宗教认识方面的演变过程。纵观整个19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相继诞生，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形成，工业革命进入电气时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获得空前进步，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发展。知识精英们陶醉于科学与理性的伟大胜利，乐观地以为西方社会已经到达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历史将在此处终结。而宗教则被贴上了“反科学”、“反理性”的标签，被驱逐到社会的最边缘。然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西方社会发生的一连串重大危机，彻底颠覆了西方人这种天真的想法。
首先是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当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分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自相残杀的血腥场面，揭示出文化分裂与民族对立已经严重到行将毁灭整个西方社会的地步。实际上，文化问题与民族问题历来与宗教问题紧密相关，正是由于宗教的日渐式微，才使原本被掩盖的文化差距、民族矛盾豁然突显出来。西方各国在一味追求富国强兵、经济扩张的同时，错失了内部文化整合、民族融合的最佳时机，导致了种族主义的泛滥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把西方社会拖向瓦解与崩溃的边缘。其次是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心理学家荣格发现，宗教的衰落是精神疾病快速增长的起因。他在治疗来自世界各国成百上千的病人之后断言：“在所有已进入人生后半期的病人中——即35岁以上的病人中，没有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最终要找到一种关于人生的宗教观。我们可以安全地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病了，因为他们丧失了每个时代的活的宗教给予追随者的东西。他们在没有重新获得宗教观之前，是不会被真正治愈的。”“牧师和精神治疗专家早应该联合起来，以迎接这一巨大的精神任务了。”(《寻找灵魂的现代人》，1933年)今日，面对日益紧张的社会节奏和巨大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寻求宗教信仰的帮助，以重建个人的身心健康与心态平衡。
由于认识到宗教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西方学者们从19世纪的回避、贬低、否定宗教，逐渐转变为20世纪的正视、尊重和肯定宗教。涂尔干指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科学独霸一方，道德和宗教独霸另一方，两者之间势不两立’的看法是极其荒谬的。实际上，这两种人类活动的方式同出一脉。”(《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宗教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信仰宗教，而在于信奉何种宗教，以及这种宗教是增进还是遏制人的能力的发挥。”(《精神疾病与宗教》，1950年)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N·贝拉提出，“和世俗化理论相反，宗教将再次成为我们文化的当务之急。”“社会科学和宗教的相互交换是我们的文化复兴的开始。”(《超越信仰：后传统世界的宗教研究》，1970年)
西方宗教观的演变，对我们重新认识宗教的社会地位极具启发意义。在宗教的价值日益得到证明和肯定的今天，为了更好地承担起时代赋予宗教的社会责任，宗教自身需要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同一宗教内部的教派关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经验同样能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宗教和谐的启示。早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士大夫们自觉地平等对待佛教与儒道思想，尤其注重发掘三者的内在统一性与实践互补性，总结出“儒佛一致”、“佛道并修”等宝贵思想。东晋文学家孙绰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 殊。”(《喻道论》)南齐文学家张融认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成异。”(《门律》)北齐文学家颜之推亦说：“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颜氏家训·归心篇》)
中国士大夫在平等的基础上会通整合不同宗教的做法，与西方单纯强调不同宗教的平等地位形成了强烈反差。西方世界中由于各种宗教一味地追求地位平等，造成了各宗教“唯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相当盛行，结果反而阻碍了彼此朝着和谐共荣的方向进步。因此，宗教间的平等相待仅仅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彼此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在统一与实践互补。
第二，宗派和谐的启示。隋唐以来，汉传大乘佛教八宗相继创立，标志着中国佛教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佛教内部也开始出现宗派纷争、禅教诤讼的现象。华严宗五祖宗密大师率先倡导宗派融合，提出“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禅源诸诠集都序》)，试图纠正宗派互诤的不良风气。五代时期，延寿大师兼法眼宗三祖、净土宗六祖于一身，著《宗镜录》，汇总诸家之说，归为“一心”法门，把佛教的教义整合推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在宋代以后，“圆融无碍”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鲜明特征，不但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显著的地位，而且为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文化融合做出重要贡献。
祖师们倡导的宗派融合思想，大大增强了佛教内部的向心力，促进了佛教稳步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与西方历史上宗教趋向分裂的离心现象再次形成鲜明对比，至今西方社会仍有很多新兴教派不断涌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宗教内部都无法很好地团结起来，那么宗教间的和谐前景势必更加渺茫。
宗教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随着各界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我们必将从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宝贵成果，为当今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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