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
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
近年来，怎样看待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仰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不少人认为中国现在不仅面临着信仰的缺失，这一缺失也正在导致精神危机。但是人们对“信仰”和“危机”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是谁的信仰发生了危机?是官方主导的信仰已经支离破碎，还是民间自发的信仰没有空间?是某种特定的还是全体普遍的?危机的表现，是信念的失落，还是信任感的缺失?是理性的困境，还是迷信的误区……由于“诊断”不同，人们开出的“药方”也不同——是告别崇高还是还原信仰?是尊重多元还是追求一元?是正面肯定宗教的作用还是回避漠视?是选择科学理性还是诉诸道德良心……
在中国学界，曾几何时一谈到宗教问题，就有声音认为这是敏感话题，不能讨论，更不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来评价宗教，好似只有对宗教的“批判”或“批评”才是“正确的”。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与当年“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样可笑和荒谬。是否信仰宗教是公民个人的自由，而信仰自由更是一个健康、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必须认真地、脚踏实地研究信仰危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联。其实，宗教信仰中的“敬畏”之心可鉴，宗教信仰中的“终极关切”之虑可取。尽管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宗教的表述只有短短62个字，但温总理把信仰自由与“合法权益”和“文化繁荣”相提并论意义非常深远。
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体现民族精神的信仰力量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
□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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