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闭幕之际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政治改革时说道：“没有政治体制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一表述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英国《卫报》驻中国记者安玲(Tania Branigan)近期采访了众多中国问题学者，并刊发系列文章评论了温家宝的表态及中国今后的政治走向。
安玲指出，最近几个月以来，党内外关于改革的呼声不断，但大多都集中在经济领域。温家宝谈及政改时，并没有阐述改革的细节，只是强调应渐进、有序并符合国情。中国问题专家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对此评论道，“温家宝一向都坚持应当用改革来护卫中国已有成就，而且他一直提倡政治改革是关键的一环。”诺丁汉大学政治学者曾锐生(Steve Tsang)则猜测说，温家宝引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作出某种警告，暗示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不合时宜。
安玲评论说，薄熙来的免职也许是今年中国政坛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变动，但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有些反常，也许这也预示了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今年领导层换届前夕的某种不安。
今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将选出中国的下一届领导人。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敬文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感觉这次换届之路将比10年前那次更加崎岖。”清华大学政治学学者吴强认为：“这是15年来最为紧张的时刻，(换届)将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将到来的这场政治竞争是良性且值得参与的，但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现象。”
除习近平与李克强外，其他七名现任政治局常委都将达到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将迎来不少新面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李成认为新任领导人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他们面临)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严峻挑战，国企垄断、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以及庞大的地方债务——所有这些都十分棘手。在国际上，中国面对的是非常不确定且复杂的局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建进一步说道，“社会上对进一步的改革有着强烈呼声……但在党内还没有明确的改革意图。”墨儒思却认为，“最高领导层(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有了不少良性反思。”高敬文说，“在政改的实质性问题和基本方向上，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改革最大的不确定性便是是否有什么因素正在延缓改革。”
改革启动与否取决于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重要领导职务有谁担任，安玲认为现在在最高层中保守和改革两种意见势均力敌。新一届常委“将告诉我们今后的政策方向——是维持现状还是敢于做出更大胆的决策、启动更多改革并承担一定风险。”高敬文说。
北京大学教授刘瑜在《卫报》上撰文指出，现在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民众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而不仅仅是在政策执行后享有与政府议价的权力。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基层民众最为关心的是物质利益等短期事务。但是从最近发生在乌坎的事件就能看出，即使是农民也开始考虑如何能够享有自己的组织并举行真正的选举。基层民主认识到他们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这比来自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的关切更为重要。在微博上，许许多多的中国民众关注着台湾选举、中东和俄罗斯事务。这就是在关心民主进程，而不仅仅是在关心地区事务本身。政府对这些变化的反馈速度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值。
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凯里·布朗(Kerry Brown)说：“在我看来，2012年将是(中国的)一个转折——从GDP增长转向社会政治变革与政治家的回归;理工科出身的领导人将被真正能与公众沟通领导人所取代，他们能与公众交流政策取向和政治决策，不仅能够在党内达成共识，也能够与社会达成共识。新一届领导人将更倾向于在省一级进行改革。问题是他们会抨击何种问题、能否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将奉行渐进主义，直觉告诉我新领导人施行改革的速度将超过他们自己的预期。矛盾正在升级，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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