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前，当美军在建立禁飞区的名义下拉开“奥德赛黎明行动”的大幕时，对于应不应该以武力去保护一个国家的平民并帮助他们推翻被认为是独裁者的政府，在中俄与西方之间是有不少争议的。一年之后，利比亚战争的烟尘已经散去，但同样的争议又开始围绕叙利亚而出现。这说明，以中东民主进程为背景利比亚战争并非孤例，它触及了一个应予以持久而充分重视的普遍性问题，即民主与战争之间的天平如何保持平衡。叙利亚危机正在演化之中，太多的问题还看不清楚，而利比亚渐冷的硝烟可以使我们走出燥动与激情，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分析民主与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战争到底给利比亚带来了什么?
回顾战争，其最重要的结果当然就是整个国家制度的改变。战争之前是卡扎菲当权，这个于196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治强人，当时年仅27岁。年龄优势和独裁统治使得他此后掌握利比亚大权达42年之久，可能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久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统治下，利比亚并不贫穷。这并非由于卡扎菲的政策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利比亚有巨大的石油财富。该国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为470亿桶，占世界的3.4%，其收益足够人口仅600万人的利比亚来享用。据统计，石油出口占利比亚全国出口的95%，创造了80%的政府财政收入。但是，这些成果并未被全体人民分享，卡扎菲家族控制了石油、天然气和媒体等重要领域，大量石油收入被卡扎菲用于家族挥霍以及不着实际的国际雄心。更重要的是，利比亚人民不仅失去了对财富的控制权，而且失去了改变这一切的机会。卡扎菲在“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幌子和公开处决的威吓下，剥夺了利比亚人民通过选举、法律来选择、监督自己领导人的权利，只剩下热爱和崇拜自己领导人的“自由”。
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垄断一切的政治强人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原反对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利比亚目前的局势仍然是脆弱的。过渡政府虽然宣布全国解放，但在如何重建法律与秩序方面面临挑战。特别是，对于在战争中集合起来的武装力量，新政府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指挥和控制，从而导致了不少的混乱甚至冲突。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负责人伊恩·马丁今年1月25日指出，利比亚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大量武器，国内存在各种指挥和控制权属不明的武装部队。就在他说这番话之前，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来自米苏拉塔的部队与驻扎在当地的部队发生了冲突，导致多人伤亡。在前领导人卡扎菲的主要基地拜尼沃利德市，过渡政府的部队与当地民众发生了激烈的交战。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利比亚存在重新陷入大规模内战的风险，也没有卡扎菲支持者卷土重来的迹象。过渡政府已经任命了新的利比亚武装部队参谋长，试图把各种武装力量统合成正规军。与推翻萨达姆后的伊拉克相比，利比亚的情势要相对好很多。
更重要的是，利比亚虽然还没有实现民主，但已经站在了民主的门槛上。当前的过渡政府是在原国家过渡委员会的基础上组成的，这是战争时期各个反对派势力的大联合。在2011年11月22日宣布的过渡政府内阁名单中，既有长期反对卡扎菲的“海归派”，也有地方实力派和在战争立下业绩的“革命功臣”，其中还包括两名女性部长。为了平衡各方力量，国防、内政和外交三个关键部门分别由来自南部、西部和东部的人士分掌。这样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政府派系林立，不利于其迅速地重建秩序与权威;另一方面，过渡政府借此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从而减少了分权不匀重陷内战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民众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享有了批评自己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并开始通过选举掌握自己的命运。国民议会的选举定于2012年6月举行，届时利比亚将出现一个由自己人民选择的政府。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利比亚国家的未来前景，但不能否认的一个现实是，独裁者是不可能“王者归来”了，利比亚的民主步伐可能蹒跚，但毕竟已经起步。
当然，战争使得利比亚为了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生命的代价。对于这场战争的伤亡人数，各方说法不一，一直缺乏精确的统计数字。2011年9月8日，过渡委员会的卫生部长曾做出一个估计，认为整个战争过程共有3万人死亡，至少5万人受伤，其中2万人受重伤。但据过渡委员会2011年10月2日的宣布，自2月15日以来的死亡人数又被降低到25000人。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场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战争。而且，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些死亡者除了在战场上战死的之外，还有大量死于被俘后的虐待、法外施刑。他们中间不仅有军人，还包括无辜的平民。而制造这些不正常死亡现象的来源，既包括卡扎菲军队，也有反对派武装的报复，还有北约飞机的轰炸。至于财产损失，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数字。
民主变革的路径选择
那么，在惨重的伤亡面前，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否定利比亚战争呢?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是：如何评估通过战争来推翻专制的努力?
理想地看，和平变革是走向民主的最佳通道。这是因为，在人权的价值排序之中，生命权是第一位的，比政治权利更为重要。所以，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暴力手段去实现民主，确实都非社会变革的理想方式，因为这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而且，从一个国家民主建设的长远角度来讲，暴力革命并不利于一种民主制度的建立与长久维持。一种民主制度能否在一个国家长久稳固地扎下根来，其实并不只取决于推翻一个独裁者或是设计出一种民主的制度，还取决于社会各阶层中养成一种认同民主、接受民主的政治习惯，形成一种多元而偏激、有争论但又能妥协的理性民主文化。没有这种民主文化，哪怕推翻了独裁政权也只会出现一些人所批评的“假民主”或“民主乱象”，反而给那些反对民主的人提供了口实。而民主文化的养成，常常是长期实践的结果，暴力革命常常短暂而剧烈，根本无法提供这一民主训练，甚至创造与民主天生敌对的“基因”，如蔑视法律、不乐妥协，甚至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等。
但是，现实地看，许多国家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没有最优选择，只有相对较优甚至是相对不那么坏的选择。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抗争之所以能够在一些国家获得了一定成功，如他所在的印度、黑人民权运动时的美国，以及目前的缅甸，不仅是因为有像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昂山素季这样有信仰、有坚持又足够理性、坚韧与社会基础的民众领袖，还因为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统治者尚有一定的政治理性，愿意通过妥协、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特别是在英国殖民下的印度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虽然有着种种的不足甚至黑暗，但有基本的法治、有新闻自由，这就给和平抗争提供了生存和展示力量的空间。哪怕是当前的缅甸，如果原军政府不愿实现向文职政府的转型，以强力甚至武力对付昂山素季领导下的反对派，和平抗争只怕也难有生存的空间。而利比亚反对派当时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当卡扎菲以武力镇压示威者的时候，反对派们确实除了拿起武器外，已没有其他路径可以选择。当独裁者举起了屠刀的时候，劝告示威者和平抗争无异于让他们束手待毙。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和平变革道路在当时利比亚就已完全没有机会了呢?也不是。第一，国际社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完全可以在和平变革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一方面，国际社会有能力制止卡扎菲的暴行，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政治解决为利比亚的和平变革提供再一次的机会。可惜的是，国际社会当时陷入了分裂，西方虽然愿意制止卡扎菲的暴行但更青睐武力而不是政治方案，中俄等国提倡政治解决但在说服卡扎菲停止暴行方面缺乏足够的意愿或能力。由于这种分裂，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解决方案始终未付诸实施，利比亚战局也几经反复，使其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二，反对派在东部稳住阵脚以后，政治解决还是可能的。但反对派自以为有西方武力的支持，在战局有利的情况下提出了过高的谈判条件，使得卡扎菲不愿意和平交权。反过来，卡扎菲在自己还处在有利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谈判，战争因此被延迟，卡扎菲也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家破人亡，足以为所有独裁者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知，和平变革是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最佳路径，不要放弃任何争取和平变革的机会。即使战争已经发生，也往往仍有可能争取一种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当然，这离不开各方面的努力。第一是原政权领导人不要贪恋权位，应该理性、明智地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促成对个人、对国家最为有利的结果。第二是反对派也要敢于和善于妥协，即使开始反抗是迫不得已，但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不能排斥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民主不是搞报复和清算，也不一定非得要排除哪个人或是哪个政权。妥协可能会使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更慢，但会更稳当。第三个教训是针对国际社会的。由于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在面对中小国家内部变革这样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可以扮演重要而积极的角色。关键是，国际社会在扮演这一角色时，应从该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一种政治解决的方案推动该国走向和平的民主变革。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同心协力，做到这一点是毫不困难的。如果主要的国家都打自己的利益算盘，只会使那些正在追求民主与变革的人们付出完全不必要的代价。
(作者为湖南湘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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