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4日晚，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总统本·阿里判断自己大势已去，放弃统治了长达23年的政权，举家秘密逃往沙特阿拉伯。以此为肇始，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不倒翁”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革命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一些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国际观察家因此将2011年的春天命名为“阿拉伯之春”。
真的有一个“阿拉伯之春”吗?
深信民主价值的人认为，“阿拉伯之春”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第三波”之后的又一波民主化浪潮，独裁政权在民众压力面前纷纷垮台表明民主价值的重大胜利。萨缪尔·亨廷顿曾预言：“民主化将作为一股世界潮流主宰未来的全球秩序”，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动坚定了人们对这一预言的信心。有人认为，伴随15世纪以来的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流通，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这最终将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时代。当商品、劳务、资本等源源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时候，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统一市场;与此同时，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为价值载体的政治全球化也将带来一个具有普世价值体系的民主时代。就像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后发国家不得不屈服于商品的巨大魔力一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也将使不文明国家“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然并不是只有民主国家持此信念，有些非民主国家虽然表面上并不认同这一逻辑结论，但实际上对于所谓普世价值如临大敌，这表明他们实际上相信普世价值和政治全球化的存在可能性。
然而，现在断言“阿拉伯之春”是民主化的潮流为时过早。历史上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但可以被称为“民主化”的不多，很多政治运动并不带有民主化的特征，更不带来民主化的结果。放眼全球，大部分国家建立民主制时间不长，尚未经过历史的考验，一部分国家则在民主与专权之间反复回旋，真正稳定的民主国家可能也就十几个(以英美为代表)。阿拉伯国家能否结出民主的果实尚未可知，至少从目前来看，民主制存活所必须的人权、法治和宽容在伊斯兰世界还十分短缺。
新时代条件下的政治互动
抛开意识形态和价值诉求，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条件下政治互动表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新媒体对政治表达和政治运作方式所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在许多国家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Facebook、Twitter、Youtube、微博等社交媒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处于风暴中的国家为控制事态发展，利用有限的技术手段尽可能地切断本国群众之间及本国群众同外界之间的虚拟联系。运动中，一些国家(如埃及和利比亚)的网络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以至于伦敦暴动后英国首相卡梅伦都提出，如果互联网被用来当做规划暴力的工具，应该关闭那些社交网络和手机的部分功能。21世纪将因为互联技术的到来和它的巨大力量而充满惊奇。种种信息化的工具将使人与人、人与海量的信息之间不再有距离。公民的小型反抗将使政府头疼不已，然而攻击政府的策划行动可能只是来自于某个街角破旧的网吧、某位普通人家的书房，甚至可能就是人人拥有的手机而已。其次，我们还将注意到政治运动的有限暴力甚至非暴力特征。虽然阿拉伯骚乱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但比较历史，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政权更替，没有造成相应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种族冲突，这在大革命期间和民族解放运动期间都是不可想象的。由此，我们应该注意到与此相关的第三个特征：大量年轻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走上街头，以至少被文本宪法承认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政权的不满和对国家建设的理想图景的意见。千万不要小看社会结构的代际更新和政治文化的悄然变化。无论是“枪在手跟我走”的揭竿而起，还是静坐示威罢工游行的政治施压，都反映出整个人类政治参与方式的成熟程度。如果说有些流血冲突不可避免，罪责也应由掌握暴力的统治集团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承担。
然而，归纳法往往容易掩盖事物之间的重要差别。“阿拉伯之春”既无法被过早地划归民主化浪潮，也不像有人所说，是反对派利用国内矛盾，借助外国力量的抢班夺权。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这场运动在不同的阿拉伯国家都呈现出复杂面相。首先，民众的诉求多元，既有经济方面的民生诉求，也有政治方面的权力重组、反对腐败诉求，其目的并不单纯在于推翻现任政府，建立民主制。其次，运动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温和的示威罢工抗议和网络积极行动，也有极端的自焚起义暴动甚至战争。最后，政府的反应和下场不一。从目前已经表现的结果来看，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国政府被推翻，其中突尼斯本·阿里逃亡，埃及穆巴拉克成为阶下囚，而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死于非命;也门、巴林、叙利亚反对派揭竿起义，虽然政府有不同程度的让步和妥协，但政府和反对派并未取得一致，未来走向很不明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以色列边界地区发生大型示威，政府已经作出积极让步和改革，局面趋于平静;而黎巴嫩、约旦、科威特、摩洛哥、阿曼和沙特等国，政府则对民众作出重大妥协或让步，承诺进行相关改革，局势基本平稳。可以看出，并非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已完全失去政治弹性，恰恰相反，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存在改良的意愿和空间。
“阿拉伯之春”的宏大概念容易为一些更加一般化的概念所包装，而蕴含在千差万别的实际政治形态中的人类智慧和努力则往往被忽视。从权利和权力的角度来看，政治等于表达和回应，表达是权利的外化，回应是权力的职责。表达的方式是有程度差别的，和平的表达如果被禁止或被忽视，那么公民就有权选择极端的表达方式。因此，为了让公民不至于选择极端的表达方式，就必须用法律保障公民享有和平表达的权利。而和平的表达其实是健康的政治机体必需的新陈代谢。回应既是一种制度化责任，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如果权力没能履行回应的职责，则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如果权力没有讨价还价的耐心，则必须承受民众也失去耐心的严重后果。设计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这一制度化责任落到实处，保证讨价还价公开合法。“表达”和“回应”是分析阿拉伯国家在政治运动中不同结局非常有效的范畴，因为政治互动中的每一次表达和回应都是具体的，而表达和回应的方式和态度也决定了政治互动的最终结果：停滞还是前进，改良还是灭亡。
表达的形式和手段有很多。既有现实的载体和手段，也有虚拟的空间和行动。如果一个国家的网络空间大都谈论政治社会等公共事件，而很少谈论兴趣、爱好等私人生活，则说明这个国家现实的政治参与和表达渠道堵塞，而互联网或手机成为公民参与的日常渠道。既有和平的请愿和抗议，也有暴力的起义和恐怖袭击。既有公民的自我表达和自主参与，也有通过议员代表和政党的间接表达和参与。政治参与和表达，在政治稳定的开明国家，表现出来的是和平有序的抗议和热闹的大选，而在政治高压的专制国家，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街头政治、揭竿造反、派系战争或腥风血雨的宫廷斗争。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有良好的表达和回应渠道，而后者没有。因此，从“阿拉伯之春”对局外人的警示意义来看，开放、多元和法治，其实已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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