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些读毛主席语录长大的一代来说，他关于革命的论述可谓铭心刻骨。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的确是关于推翻和重建。
1776年的美国革命历时8年，推翻了英国国王的统治，建立了人类的第一个共和国;1789年的法国革命砸烂了巴士底监狱，用鲜血把自由、平等和博爱写成了宣言和法律;1918年的十月革命重新划分了世界的实力格局，引发了热战和冷战;从1911年开始的中国革命不仅漫长，而且惨烈，死去的人最多，受害的人最多，耽搁的发展时间最多，而革命后的“继续革命”更让整个国家进入长期的自我斗争和停滞不前。
中国的革命终于在1978年的冬天告一段落。在那个12月，邓小平完成了两件大事，与多年来被当作世界“反革命大本营”的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了过去一直被当作“反革命”论处的“致富光荣”的事业。尽管有人认为邓小平充满远见的“开放”和“改革”在10年后险些酿成另一场“革命”，他老人家坚定地认为，虽然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被当时突如其来的变化所推翻，中国避免这样的命运的唯一路径是继续坚持“开放”和“改革”。没有邓小平1992年对“继续革命”举起红灯的壮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和平崛起与和谐发展的辉煌。
于是，今天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步“苏东波”之后尘是因为中国在政治改革之前启动了经济改革，避免了休克疗法——过上好日子的人是不会迁怒于政府的。也有学者指出，“开放”和“改革”其实就是史无前例的政治改革的结果，因为它们是在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果断地撬动和替换了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后才得以启动的。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中国的“第一次正常化”(外交改革，以与美国建交为标志)和“第二次正常化”(经济改革，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是在实施“解放思想”和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讲政治的前提下推进的，不启动和实现“第三次正常化”(政治改革)，中国依然会面对“革命”的危险。
“第三次正常化”需要解决和可以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事关一个国家的政局是不是稳定和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幸福的关键问题：政府的合法性和人民的个人尊严。一年之前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被人称为是“尊严革命”，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也因此改变了颜色。如果在这三个国家执政几十年的领导人不那么自以为是和中饱私囊，及早推进有序和平缓的政治改革，本·阿里不会流亡沙特，穆巴拉克不会被关在铁笼里受审，卡扎菲也不会暴死街头。
中国从江泽民到今天的领导人都高瞻远瞩，早就深刻地意识到“革命”是“破”，执政是“立”，“立”的难度远远大于“破”，因此必须让“领导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性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为这样的转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一个历来自称是先锋队并只代表工农的党变成了全民党，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大的群体的政党。胡锦涛在2002年提出了“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并反复告诫全党，“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在今年秋天可能成为党的新领导人的习近平2010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他还说，“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习近平其实已经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解决“政府的合法性”和“人民的个体尊严”的课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有序和平缓地去做功课。
在今后10年，由于全球化的扩展、信息技术的普及、普世价值的传播、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的滞缓和利益集团的固化，中国可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克服这些挑战不仅仅需要超人的勇气和远见，还需要过人的政治艺术和技巧，更需要赢人的时间安排和措施部署。我们相信也期待今年秋天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政治局可以承担这样的历史大任。
否则，革命不知在什么时间或地点会悄悄而至。
今日的中国应该也必须对革命说“不”，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应该也肯定会引领人民过上和平、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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