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信仰危机或信仰问题已成一个重要话题，同时也酿成了不少“信仰事件”，甚至是已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仰冲突”。
一方面，信仰危机的阴影始终未能走出;另一方面，信仰事件乃至信仰冲突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就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言，讲求信仰及其信仰的重建，本是时代与社会的要求;同时，却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及其关系过于宽泛而枝蔓，上天入地，人间权力，阴阳百神，均可与信仰交集。于是，信仰讲求的越多，中国人越是困惑，甚至闹出别扭，走向对立。
然而，在各种“信仰事件”与“信仰冲突”之后，我们试图找寻它们的信仰社会学本质，进而把握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当性母体及其与民主、宪政建设的深刻缘由。
当代中国信仰关系
近年来，有关中国信仰的冲突现象，其荦荦大者，应当是2010至2011年之间的山东曲阜“教堂门”事件、重庆江津的“风水门”事件、广东肇庆将军山“关公像”事件、全国关注的“李一事件”、经济学家茅于轼被“乌有之乡”网站以叛国罪起诉事件、北京天安门广场“孔子像”事件、河南省某县七旬老人土地庙里供奉县长，跪求神仙事件、北京基督教守望教会户外聚会事件、腐败官员拜佛求神事件、儒家宪政与政治儒学的提出等等。
上述诸类信仰现象，大体呈现了当代中国信仰关系的三大基本特征，其一，权力独断信仰、信仰顺从权力，如重庆江津的“风水门”事件、广东肇庆将军山“关公像”事件、河南省某县七旬老人土地庙里供奉县长，跪求神仙，大多反映了公共权力、独断之权威再度被老百姓奉为神灵。
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重庆江津的“风水门”事件以及广东肇庆将军山“关公像”事件，之所以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乃是因为强盛的官场风水主宰、左右了地方民间风水的缘故。政府官员竟以“影响政府办公楼风水”为由，要求竖立在政府办公楼对面的合法楼盘停建拆除。显然，缺乏了公权力支持的民间风水，自然难敌官场风水，只好在风水之争中败下阵来，落荒而逃。而在这种竞争性的信仰关系之中，官场风水无形地就成为了主宰型的信仰方式之一。
其二，基于民族民粹主义的信仰主张，主张以民族共同体为信仰标准，重建一元化的民族、国族信仰，以主导其他各种信仰，比如曲阜“教堂门”事件、全国关注的“李一事件”。这些现象之社会学本质，大抵就是在于重新强调了本土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之华夷之辨，主张强大起来的中国人不应当再信仰外来宗教，因为外来宗教及其信仰可能会掘取中国文化的根基。
其三，政治权力与信仰关系的混乱。因为独大的公共权力，能够在各种信仰关系之中，左右权力之外的其他信仰及其实践方式，进而使权力及其意识形态能够替代信仰，甚至是主导了其他信仰的实践方式，为此不得不呈现了北京基督教守望教会户外聚会事件、腐败官员拜佛求神事件。特别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像”事件以及“儒家宪政”的提出，可以说是儒教复兴之最有代表性的举措与主张，揭示了信仰与民主、宪政建设的内在关系。
常识中的政教关系，是基于政治与宗教之间制度分隔的理解，但制度宗教及其信仰的关系，很难说明中国信仰与信仰关系之间的相互纠结，乃至彼此之间的相互证明。为此，如何理解当代中国信仰关系，甚至是信仰事件背后的社会学本质，这是中国信仰社会学研究的重大主题之一。因为，我们能够从信仰关系入手，梳理不同信仰关系及其构成的信仰类型，进而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当性证明方式，不同的国家权力形态已经建构和制约了不同的信仰形态以及信仰模式的多种构成方式。
民族信仰，本非坏事
就山东曲阜的“教堂门”事件而言，在有孔府、孔林、孔庙所谓“三孔”之称的中华文化“圣地”，一座官方认可同意建造的基督教教堂，出人意料地招致了儒学、儒教界数百十人次的联名上书，反对教堂的建设。令人奇怪的是，儒教门反对教堂门，基督教界仅是轻轻吭了一声所谓的宽容与和谐，至今失语;而佛道教也是沉默是金。好像这一场儒耶之争，与普通中国人的信仰无甚干系。然在其反对“教堂门”的共同声明之中，却一口一个中华民族、中国人的信仰主体云云，最终要为中国信仰定下规矩似的。
其中的信仰社会学问题是，中国信仰关系的建构之中，不能只信仰民族，以族群血缘关系为神圣，直接视民族为信仰对象，敬奉民族为神祗，进而在华夷、族群之间打造一堵信仰区隔之墙;非我族类，其“信”必异，使中国人依旧处于“被信仰”的境地，继续诚惶诚恐于“信仰站队”，区分你我，以传统信仰建构“夷夏大防”，再度生出“华夷之辨”，以信仰关系制约了理论民主与宪政的建设。
如果说，“李一事件”与山东曲阜“教堂门”事件，是为传统宗教张本，为传统信仰的复兴而摇旗呐喊，并且希望能够以传统佛道教及其信仰作为中国人的信仰主体，那么，儒教宪政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主张。直接与儒教及其信仰构成中国宪政的基础，把儒教信仰及其主张建构为公共权力提供神圣性与合法性的基础。无疑地，这种主张就已经具有了排他性及其独断功能，是以儒教为信仰主体的中国宪政;而在此宪政之中，唯有儒教独尊。依此逻辑推演下去，中国社会还可以出现佛教宪政、基督教宪政、道教宪政、伊斯兰教宪政等等。
“李一事件”所暴露的问题，是希望中国道教复兴于一两个像李一这样的宗教领袖，以带领传统宗教信仰的复兴，因为道教是最民族最本土的宗教。而儒家宪政及其主张者则与此有所相异，儒教始终是要自为老大的，虽然儒释道三教合流也得以不断提倡，但对于佛道教而言，它们只能自甘于屈居为老二或老三。在儒教宪政的框架之中，佛教宪政与道教宪政是难以构成的。
民族信仰或信仰民族，本非坏事，但是一定要以民族信仰作为宪政之本，这就成为问题了。一个现代国家之中，各种民族共存，如何只能一种信仰为其合法性与神圣性的基础呢?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财富增加了，可贫富之差异大了，传统与外来信仰之间的张力，也被人为地建构出来，并被超级强化了。
信仰危机与民主法治
中国改革开放走入深水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被严重重提。为此，“信仰危机”的现象严重，史无前例，它似乎意味着“极左派”所鼓吹的那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全面专政”，确乎已经按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半遮半掩、半含糊、半赖账地在不甚心甘情愿的情况下破产了。它破产虽已成为历史，可是它破产后遗留下来的“信仰危机”，却是一个不好收拾的场面。
当代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了，政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利益主体，这就使人们对政府的信念、信任也发生了改变。政府在成为经济利益主体的时候，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主导性信仰的象征?这就是当代中国信仰的根本性问题。它说明了，在继续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性地位的同时，如何尊重各种信仰传统与信仰习惯，促使各种信仰平等、自由。这已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基础问题。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宪政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基于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而在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被转成天地国亲师，而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政治的信仰。然而，延至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当这些官员及其权力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之时，它们就可能成为不信任的对象了，直接构成了信仰危机的主要原因。
解决这些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应当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政治及其官员的信任危机，无法解决公共权力对信仰的独断与左右，只能是依附于上面而继续为权力之独断服务，进而构成本已信仰的独断。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官员及其公共权力业已成为经济主体，构成权贵资本主义之际，那种有关儒教宪政或政治儒学的主张，以及那些以复习传统信仰为己任、抵制外来信仰的民族信仰主义，实际上就很可能在它们之间建构了一种深层的相互关联。因为传统信仰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以其个人的、私己的关怀方式，充满了对固有大人物、圣人及其道德楷模的精神依附，依旧无助于民主宪政的建设。尤其是在有关信仰的神圣资源为此类权贵所控制的时候，传统信仰及其信仰习惯就会成为权贵资本主义、民族信仰主义自我为圣、内圣外王的证明工具。
虽然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为这种“信仰危机”，尽一切可能地去寻求有效的药方，但这些药方似都不得要领。比如，有人主张“读经”，这是要用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来为病人“固本”;有人主张“反对利用外来文化意识搞自由化”，这是要把病人关进隔离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针”、“泄毒”;还有人要输入国外新兴的人文宗教，要给中国文化“输入人造血浆”，恢复新陈代谢的生命……
解决公共权力层面的“信仰危机”，应该用透明的“民主法治”观念，做成“楔子”植入官员权力领域，使他们牢记公民才是国家主人，使他们明白贪污渎职损害公民利益的罪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绝无例外。
只有这样，干部中因所谓“邪念纠结”而形成的“信仰危机”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所以，中国信仰之最彻底的问题，乃是公共权力的信仰核心，是基于公共权力祛魅之后的理性化，对法律与宪政的信仰。
崇高的信仰构成，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平等、公正、有序。为此，解决国家政治层面之信仰危机的基本方法，是宪政法制;解决宗教层面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共治;至于解决社会信仰缺失，则是信仰对话与信仰实践方式的民主与自由。
(作者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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