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是一个历经百年探索、至今又发展至创新时期的问题。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总体趋势，在信息技术带来权力分散化的当今社会尤其如此;但是从实践中看到，各国的民主又很不相同，说明民主路径具有多元性。要清楚地描绘一个具体的民主制度的特征，就必须回到民主的基本属性。
什么是民主?如其字面所指，民主指人民做主。如果我们把忽略的宾语加上，那么针对“什么样的民主”就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即：谁?对什么?如何做主?正是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不同的民主模式或路径。
首先，民主必须回答权力归属问题，即“谁”是权力的主体?在基本政制形态的区分上，权力属于一个人，称为君主制或帝制;权力属于几个人，构成寡头政制或精英政制;权力属于众人，即“民主”政制。但是“人民”并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称谓，比如在城邦历史上奴隶、女人就不属于有决策权的“人民”;在阶级分析下“人民”也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特质。民主权力主体还和治理范围有关，比如一个社区的民主，其主体应该是社区户籍居民、常住人口，还是所有该时刻在社区的人?一个学校的民主决策权，属于教授还是全体职员，抑或包括学生及更广泛人群?国际上的民主机制，是每个国家平等，还是按人口享有平等的权力?
上述问题背后，是对权力归属的认知。故而要理清一个民主模式，首要问题是确立权力归属的正当性。例如，在这个民主范围内，谁是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他们是平等地享有权力还是依据身份、阶级、层次等，享有不同的权重?是否有被排除或者例外的主体?权力的单元是个人还是组织或国家?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解答，解决的是民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是民主模式的立基之石。
目前有一种对民主的讨论，着重在法制、民生、仁政等的做法，实际上，这些讨论的是权力产生之后的使用问题，或者治理问题，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解答权力合法性。权力来源和权力运用都值得探讨，但是二者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阐明权力的归属和配置原则，才能确立公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其次，民主需要明确“主”什么?即民主决策的对象及其范围。比如，民主可以直接对一个事项做出决定，也可以是决定对某一个人的授权，即决定领导者。这两种民主形式，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前者更为平等，后者增进了效率，在不同规模、不同目的下各有适用。
对民主的一个重要界定，是哪些领域不属于民主的对象。比如99%的人投票同意均分某一个人的资产，或者对某人进行身体限制，或者去侵占另一个群体，这样的决定是否具有正当性?民主作为众人做出决定的方式，它的决策对象仅局限于这个群体的“公共”性事物，诸如生命、权利、个人选择的事项，是不能通过民主形式做出判断的。因而在民主中要警惕将一切“众意”视为“正义”的误区。
第三，民主模式需要确立“人民做主”的途径，即怎么做主?这也构成民主模式多样性最主要的来源。以“投票”作为统计工具，以“多数决”为决策原则的选举民主，是最常见的众人决策方式。投票不仅可以用于公共决策、领导人选择，也适用各种非政治领域，比如一个会员制的组织、一个班级、一个网络社群，只要是权力分享的群体，都可以成为民主的训练场。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群体性生活的方式。
投票如何公正体现每个人的权力，“多数”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强制少数服从，是选举民主需要不断改善的地方。比如2010年修订的人大选举法增设“秘密写票”，就是对投票流程的完善。选举程序的公开性、信息传递的充分性、法治原则、贿选约束原则等，都会对投票的民主效力产生重要影响。
与选举性民主相比，协商式民主、抽签民主、咨询性公众参与等，是从另外角度对“人民做主”途径的探讨，不同民主形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构成互补协同的关系。比如协商民主针对的是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参与、对话，是对民主治理效力的改善。
“人民做主”与自由、法治价值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相反，自由权利、法治规则，应该是“人民做主”的程序性条件之一。比如，民主决策不能侵犯公民权利领域，选举民主只有遵循法治原则才具有公正性。另一方面，民主与廉洁、善治也不构成充分必要条件，并非只有民主才可能出现廉洁和善治，但民主确实为廉洁和善治提供了有利的制度基础。
在一个承认人的平等权力的社会中，“人民做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基于对“谁”、“如何做主”、“做什么的主”的解析，可以看到民主作为一种实际的众人决策方式，其程序和路径选择有着多元维度，需要科学性的研究和经验性的探索。增量民主、党内民主、法治、公民参与等，均是民主前进路上的尝试，同时需要理解“投票”也是一门涉及诸多细节的学问。
民主是价值更是科学，是理念也是实践。我们需要在不断追寻民主程序及其体现的人民权力中，走出中国的民主道路。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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