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率领中国宗教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肯尼亚，就如何在中国促进基督教发展征询意见。媒体报道称，王作安对肯尼亚圣公会大主教说，宗教对发展有好处。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艾瑞克·费什(Eric Fish)认为这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宗教问题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称，在2001年，江泽民曾指出要引导宗教与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但近年来政府开始为建设教堂提供土地，学界也开始研究发展基督教的积极意义。
费什认为，这一转变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严重的副作用。腐败、贫富不均、环境恶化以及金融危机都给政府执政带来了压力。于是宗教成为了舒缓压力的一剂药方。政府助资学术机构研究宗教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例如考察基督教在美国和欧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宗教与政治问题学者吉尔达·维兰德指出，“基督教所关注的问题与政府所关注的问题有不少是重合的。”
去年的“小悦悦事件”凸显了中国在积累物质财富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缺失问题。“旧的道德体系不再起作用，而新的体系尚未建立，”美国普渡大学学者杨凤岗对此说道，“许多人感到某种失落却不知该如何做。”早在1949年，中国仅有不到100万的新教教徒，但官方统计如今约有2100万教徒，而一些非官方统计数据则高达1.3亿。在今后30年，这一数字可能达到4亿，相当于全球总数的20%。具体数字很难详细统计，因为家庭教会并不在官方统计之内。
在南京，政府正拨款建造一座能供5000人聚会礼拜的基督教堂——南京圣训堂。建成后这座教堂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基督教堂之一。美国基督教团体“国际合作事工组织”声称近年来其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协助建造了292座教堂。一方面这也许是因为政府希望借此将家庭教会的教徒吸引到教堂中来，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认为发展基督教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益。
“在官员看来，基督教的作用不仅在于使人向善，而且关乎职业伦理。”维兰德指出，在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早期，基督教起到了遏制市场经济下贪婪和腐败的作用。有人认为，基督教倡导的职业伦理也开始在中国发挥影响力。在温州，约有20%至30%的人口信仰基督教，而政府也开始研究信仰基督的企业的成功之道。
香港大学学者曹南来博士曾指出，“基督教信仰间接促进了温州商人的成功，教会强调家庭的稳定，因此在道德缺失的大环境下稳定了他们的家族企业。”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温州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带来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民间债权人急于收回私人贷款，一些企业主为躲债而“跑路”或自杀。而当地基督教徒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这可能要归功于在教会中培养起来的信任感。
除了重建道德体系、维持经济发展外，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态度转变还有其政治动因。2006年，路透社采访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时问及为何印度能够实行民主，李君如的回答是印度的宗教避免了混乱。
如今，在公众对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不满，党内一些自由主义倾向的成员开始认为宗教可以安抚这种不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彭国祥表示，利用和控制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物，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深知宗教的力量;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宗教只不过是精神鸦片;但最近政府很有可能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宗教的功能并探索如何巧妙地运用它，而不只是简单地将其铲除。
当然，党内仍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有相关负责官员强调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并指出，“境内外敌对势力极力利用宗教在一些民族地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但是，仍有一些迹象表明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走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江苏新教教徒对费什说，她定期去当地一个拥有150位教徒的家庭教会参加活动，当地政府很早就知道这个家庭教会的存在，但一直都采取容忍的态度。她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党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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