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博士的《论中国》2011年5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受到了美国内外各界的热评。无论评价的褒贬高低和赞同与否，从引起的反响来看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该书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从内容来看，受到争议的主要是作者分析中国现实外交政策的依据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从著作的倾向性来看，不少西方学者为作者对中国的态度而感到迷惑;最后从现实意义来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否真如作者乐观，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否可以完全避免?
战略文化的视角
《论中国》一书，基辛格博士希望能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向普通民众诠释自己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以帮助美国甚至是整个西方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著作的开篇，他就用历史和文化的视角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相比较之特殊性。
首先，中国有着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或者文明能够在规模和复杂性与她相匹敌，直到西方工业革命，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她在人口和地域上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长期的“光荣孤立”使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认识——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她乃“中央王国”，其他国家都列于更次要的等级之上，他们吸收中国的文化，并且歌颂中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
其次，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残忍血腥的分分合合，基辛格博士认为儒家提出的救世良方是通过和谐社会的培养而非西方所看重的权力计谋的使用。儒家思想追求一种更伟大的和谐，而这种和谐来自于人们正直的行为。儒家文化所坚守的等级社会原则就是“知其位”，而这个等级社会的最顶端就是封建君王——他不仅是世俗的统治者，还是超自然的概念。
再次，中国与西方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差异。基辛格在探究中国历史上的国际关系观念时，他认为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历史上，西方社会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别人，也没有一种宗教能够保持充分的权威使其具有持续的普适性。而中国没有遇到过与她文化和重要性等同的国家，因此她相对于周边国家的优先性便成为一种自然规律，一种上天的授权。另外，中国拥有一千多年的由通过激烈的科举考试选拔出的官僚组成的封建官僚体系，它渗透和规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中国地位的优越性和政府的组成方式也影响到她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她与周边国家是一种公正但并不平等的关系：中国仁慈地对待周边国家，而他们也吸收中国文化并且遵守有中国制定的秩序以表示对她的服从和认可。
最后，基辛格博士以中国的围棋和孙武的军事思想理论为例来阐释中国的现实政治战略。王朝兴衰和更替的历史让统治者相信过于关于一个问题的解决就会破坏整个世界的和谐，因此他们强调精明和迂回方式，克制和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而避免直接的冲突。随后，作者分析《孙子兵法》得出，与西方将战略与政治彻底分开，等同于军事的做法不同，中国的战略思维将战略视为政治因素之一，重视“势”、心理支配、潜在能力。
基辛格博士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探究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深层次因素无疑为人们研究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户。然而，西方学界并不完全赞同基辛格从如此长远的历史中寻求现实政策的解释依据，因为中国建国之后经历了数场区域战争和冲突——1950年朝鲜战争、1958年台海危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1979年中越战争、1995-1996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等，这些都从不能被基辛格关于中国“他们强调精明和迂回方式所解释，克制和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而避免直接的冲突”的论断所解释。
作为一位理性的学者以及曾经的政府官员，凭借着与中国频繁的交往得出的实践经验，基辛格博士著作中关于中国的描述大部分是客观公平的。虽然我们还无法证明战略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它仅仅只是“干预变量”之一，但由国家的历史经验、社会价值观念、民族特性形成的战略文化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依据之一已经由许多学者证明。
基辛格对中国的态度
40年前，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并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为1972年的尼克松历史访华铺平了道路。在首次北京行之后的40年中，他曾50多次到中国，成为中美两国之间友谊的桥梁。40年的交往中，中国人民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钦佩中国人民，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聪明机智，他们的家庭观念，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
有些学者认为基辛格的立场过于“亲华”。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认为在《论中国》一书中，基辛格描述中国的笔调“不说是仿佛在向中国叩拜，至少也是在毕恭毕敬地鞠躬。”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认为基辛格这本书既非历史著作也非回忆录，它的目的不过是说服美国——为了避免与中国冲突的悲剧美国应该优雅地对中国的崛起做出让步。他质疑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的建议，觉得美国不应该向中国屈服而放弃自己过多的权力。贾斯珀·贝克尔(Jasper Becker)如此评价基辛格：“事实上，连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他们能幸运地找到基辛格这样的天真和顺从的伙伴。基辛格感恩戴德地接受中国领导人表面上告诉他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他们关于中国历史的自说自话的荒谬言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外交政策顾问亚伦·弗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将基辛格说成为“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野心，美国应该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损害美国的情况下，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
中美关系的前景展望
在《论中国》的最后一章，基辛格博士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迅速崛起的中国会不可避免地与美国产生冲突吗?学术界常引用的权力转移必然导致战争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初德国的崛起给大英帝国带来的威胁。作者并不认为美中两国之间并非像英德一样，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而妥协让步只能适得其反地加剧公众舆论倾向。作者认为中美之间战略的紧张状态是由于双方的不信任造成的，中国担心美国寻求在亚洲地区牵制她，美国则对中国可能将美国逐出亚洲而感到不安。如何消除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基辛格博士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的想法，这个共同体包括了美国、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有成员都能够参与和平发展。中国和美国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双方在目标上的相近一定程度减轻战略上的互不信任。然而，这只是一个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的设想而非具体方案，它是否可能实现还是一个未知，中美之间隔阂和误会的消除非一日之功，它需要两个国家的齐心努力和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关注。
回顾2010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不断的波折，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当中国实力增加的同时，日本、越南、韩国等一些国家既希望借力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也希望美国能保持在亚洲的存在，以平衡中国力量的增长，同时，美国也希望借此机会防范中国的崛起可能对地区势力均衡带来的冲击。如果将中美之间的问题完全归结美国处心积虑遏制和围堵中国并不合适，如果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则只能是激化矛盾和加深无解。中美关系两国要达成完全的共识非常困难，但笔者很赞同基辛格的观点“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方面，而非军事方面，”两国都应极力避免“自我实现的预言”。
(作者为介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方向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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