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锦涛主席在《求是》杂志新年第一期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文化软实力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背景下，国际敌对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及其影响力与其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鉴于此，胡主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从此文发表时的国内环境及其行文措辞来看，胡主席发表该文的目的或许在于敦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可掉以轻心，要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增强凝聚力。换言之，该文主要是针对国内受众而非国际受众。然而，国外媒体和观察家却对胡主席的文章非常敏感，相关论述层见叠出。
近日，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也是“软实力”研究的首创者和推动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软实力依旧弱不禁风。在他看来，不可否认，中国的软实力影响日隆，诸如中国慷慨的对外援助，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到中国深造学习以及中国的“大外宣”计划等都有助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然而，奈指出中国对软实力资源的投资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是因为中国没有意识到软实力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有时一个失误就能让来之不易的软实力成果付诸东流，而奈也毫不隐晦地指出了中国政府在推进软实力过程中的一些失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种失误不是出于偶然的疏忽，而是一种内生于系统的痼疾，那中国的软实力之路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最后，奈认为，“软实力的发展并非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因为所有国家都能从其他国家的文化吸引力中受益。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软实力要修成正果，必须让社会的聪明才智自由流动。”
诚然，奈的某些观点或建议还是切中肯綮的，诸如他对软实力本质的论断给那些普遍认为“软实力的发展无非是一种零和博弈的较量”的中国学者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而这种思路的转变或许会有助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换言之，尽管中国面临“西强我弱”的格局，但中国如能因势利导，疏之导之，而不是堵之塞之，那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或许会少走一些弯路。
尽管如此，我也必须指出，奈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价之中依旧暗含着浓厚的“美国中心论”意味。这种“美国中心论”，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优越论”。事实上，纵观奈的软实力论述，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体现为奈对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等普世价值观推崇备至。在他看来，“美国的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开放性等价值观都在很多方面增强美国的实力。”尽管奈并不是狂热的美国中心论者，但这种情结同样导致奈在看待中国的软实力时表现出一种傲慢的姿态。与此同时，奈似乎也满足于对中国表象的理解而无法深入到其内在的机理之中进行思索。严格说来，许多西方观察家也有类似的通病。他们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价有着令人惊讶却往往显得肤浅的一致，特别是涉及到中国软实力的“软肋”时，他们的看法多是老生常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学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构建“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以此与西方的学者相抗衡。另一方面，他们则毫不留情地批判奈的软实力说只是口蜜腹剑，棉里藏针而已，其是为美帝国的霸权利益出谋划策。如此一来，双方你来我往，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软实力”学说不仅无法建筑双方理性沟通的桥梁，反而成了加深彼此成见和分歧的始作俑者。这在胡主席的讲话中也可以窥见一二。
一者是“美国中心论”下的傲慢与偏见，另一者则是“中国特色软实力”下的无奈与恐惧，这两者的碰撞自然会带来更多的分歧与摩擦。如上所言，奈指出软实力的发展并非零和博弈的竞争，然而奈没有意识到，这必须建立在双方或者多方“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一方自认为自己的软实力无可挑剔抑或高人一等，那他自然无法以一种谦虚的心态去深入了解或者借鉴他者的软实力。相反，他们潜意识中就想让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强加于对方之上。反过来，如果一方自认为自己的软实力有剑无锋或者低人一等，那他同样无法以一种理性自信的心态去学习和借鉴对方的软实力。胡主席的讲话指出了“西强我弱”的事实，这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是胡主席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软实力的定调容易导致中国精英以一种极端的心态对待他者的软实力，进而导致中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无法心平气和地去探究美国软实力的优势与长处并为我所用。再者，奈等西方观察家对胡主席一文的回应同样强化了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进而加深对中国软实力的刻板印象。从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美国的损失。归根结底，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被共享与分享，而彼此的成见只能让双方各行其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
中国的软实力之路，究竟是辉煌难造还是艰难玉成，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精英与大众的持久努力，也有赖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精英和大众的正确理解。
(作者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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