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某一天，加拿大第一大报《多伦多星报》的记者罗伯特·克里布(Robert Cribb)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家餐馆进餐后因食物不洁而大病一场。病愈后，克里布联系了多伦多市政府的公共卫生局，希望获得对他就餐的餐馆的最近一次卫生检查报告，不料却遭到了拒绝。克里布又询问了公共卫生局的不同官员，还是得到同样的回答。他被告知，相关信息不对公众开放。如果一定要看到报告，他可以向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缴纳费用后耐心等待结果。
克里布尝试着用友好的态度说服公共卫生局的官员，能够不经过费时费力的正式申请程序就拿到报告。他提出，对餐馆的卫生检查结果是公务员用纳税人的钱收集的信息，所以公众本该享有这些信息的所有权。然而，好说歹说，公共卫生局的回答始终是“不行”。
被激怒的克里布于是正式向政府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这次他不再是只要一家餐馆的卫生检查报告，而是要求获得过去两年里多伦多市内所有餐馆的所有卫生检查资料。之后克里布经历了6个月的等待期，其中包括无数次与相关部门的交涉和谈判。期间，他还被索要了将近一万五千加元的信息处理和准备费用。最终，克里布获得了公共卫生局交出的两张计算机磁盘，里边存贮着他要求的信息。
克里布将获得的信息进行了各种分析，得出了关于多伦多餐饮业卫生状况的很多宏观数据，但是，为了撰写深度新闻报道，他还想要一些更直观的资料，即卫生检查人员在餐馆检查时手写的检查记录。于是，克里布向政府提交了第二轮信息公开申请。他从上一次获得的数据库里选择了30家具有代表性的餐厅，他们涵盖了多伦多市的不同区域、不同档次的餐厅以及不同类型的卫生问题。克里布要求获得对这30家餐厅进行的卫生检查情况的原始记录。这些个案记录揭示出了各种严重的卫生问题，如极其肮脏的厨房，蟑螂、老鼠大量出没，食物中毒屡有发生。更有甚者，一些餐馆尽管多次被查出违反了卫生条例却从未被关停或受到起诉。
克里布还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了一些相关政府文件。文件显示，政府卫生检查系统的经费和人员数量一直在减少，这也说明了卫生执法为何缺乏力度。
依据获得的信息，从2000年2月到2001年1月，克里布在《多伦多星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多伦多市餐饮业卫生状况的报道。这些报道被称为《肮脏的餐馆》系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愤怒的公众质问政府和政客们，为什么这些直接影响到公共健康和安全的信息之前从未被公布。
多伦多市随即开展了历时4个月的专项整治，关闭了60家有严重卫生问题的餐馆，并提起了100多项司法起诉。同时，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开始通过媒体和一个专门开辟的网站公布任何受到起诉或罚款的餐馆的名字。此后，多伦多市建立起了新的卫生信息披露机制，所有餐馆最近两次接受卫生检查的结果都被分成“通过”、“有条件地通过”和“未通过”三档，分别以绿、黄、红三色标识贴在餐馆的进门处，使就餐者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餐馆的卫生情况。同时，公众也可以在网站上或通过电话热线查询更详细的结果。
2009年，也就是新的信息披露体系实施8年后，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市由不合格食物引发的病例下降了30%。多伦多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约翰·菲林指出，这清楚地说明了增加透明度能带来的直接公共卫生效益。将卫生检查结果公开导致了餐馆对食品安全条例的执行率从之前的43%大幅上升到90%。继多伦多带头之后，多伦多市所在的安大略省以及加拿大其他省份的一些城市也都建立起了类似的餐馆卫生检查结果公开制度。
《肮脏的餐馆》系列报道的起源和产生的影响说明，要想保证信息公开，仅有法律是不够的，媒体和公民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不断地推动政府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加拿大的媒体经常批评政府的官僚体系充斥着保密文化和对信息公开的抵制，虽然纸面上的《信息自由法》挺不错，但它的实施情况却并不理想，近年来甚至每况愈下。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信息公开专员苏珊·拉格特女士就多次公开批评这一现状，并引用统计数字说明，2010年联邦政府收到的3万5千件信息公开申请中最终只有16%获得了完全的答复，即申请的信息全部被公开，而不是部分公开或不予公开，而十年前这一比例是40%。此外，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在法定的30天内得到回复的比例是56%，而十年前这一比例是70%。
加拿大政府在联邦和省一级都设有信息公开专员这一职位。专员及其办公室的职责是确保信息自由法案的贯彻执行，包括处理公民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和对政府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投诉。现在，安大略省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的网站上有专门推荐给中学公民教育课教师使用的教学大纲。其中，推荐给十年级学生(15-16岁)使用的教学大纲的前言指出，在公民教育中学生应了解两项重要的公共价值，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应公开透明，透明政府是民主的关键保障。教学大纲推荐给学生的阅读材料是一篇题为《信息公开申请如何能影响你的生活》的文章，它就是由克里布撰写的，介绍《肮脏的餐馆》系列报道来龙去脉的文章。从中学教育阶段就培养学生的信息公开意识，鼓励每个公民都用行动去推进政府的公开透明。只要这种努力能够持续下去，相信加拿大《信息自由法》的实施最终还是能够获得改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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