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奥运有什么了不起的。办好亚运有什么了不起的。办好大运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什么时候把春运办好了，再来跟我们邀功。”这则被网间引用了无数次的、语出网友乔小囧的桥段，在今年春运期间，特别喧腾于人口，可见春运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在春运归家、探亲的客流中，农民工是一个主体。按照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个统计公报的说法，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亿人。如果考虑到许多农民工不是一个人外出打工，而是拉家带口，那么这1.53亿外出农民工如果80%春节回家，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客流变量。铁道部官方网站报告说，截止1月21日，春运14天来，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017.2万人，同比增长7.7%。由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大多数远途返乡过年的农民工选择乘坐火车。因此春运之难之重要，关键是让这个特殊的群体能够买上票，回得了家。
农民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群体，它的出现是对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相关概念的一个颠覆。现在有不少学者甚至官员呼吁要改这个称谓，比如将其叫做“城市建设者”。其实我看不用改，也改不了。如果我们不是在歧视的角度上使用这个称谓，那农民工就是对这个群体最准确的称呼，你看，即是农民，又是工人，一身二任，简明扼要地说明这个群体的一切特征。
与其改称谓，不如善待这个群体。农民工的种种艰辛以及他们家庭生活、子女教育所包含的社会后果的负面性，让人愀心并悚惕。
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明白，就是如果按照专家的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而五年前的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32.53%，五年间提高了十七八个百分点，折合成人数就是2亿多农民成了城市人。如果这2亿多新的城市人中有一半是原来的农民工，那么这些人就不应该舍家撇业去外地当农民工，而是在自己的城市里就业。如此，春运为什么还这样紧张呢?
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有水分。
前一段，有学者提出中国的“伪城市化”问题，说近年来所谓从农民变市民的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人。除了原来市民的福利他们没有享受到外，就业也存在很大问题。他们实际是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是“被城市化”的。
从春运的紧张来看，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联想到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模式就是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的后起赶超模式，是另一种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作为一个资源并不富裕的国家，中国在30年间GDP雄居世界第二，企业遍地开花，产品行销各国，国力财力大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其实真正支撑起我们某些人洋洋自得的这个中国模式的，追根结底，正是丰富、低价而优秀的人力资源，而其中主要的是这些农民工。上亿的农民工用他们的血汗，构筑了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和中国的高速公路、大桥和高楼大厦。美国《时代》杂志2010年底的年度人物，选的是中国的工人，那照片上的人物，正是几位农民工。
英国一位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计算，结论是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小于清洁工。我想中国也如是。简言之，中国经济这30年的崛起，主要靠的是农民工的贡献。
也许我们不能过多责怪这种建立在中国农民付出种种代价和牺牲上的模式，但我们每个城市人、体制内人都要记住，我们时时刻刻在分润着农民兄弟的贡献;中国的崛起，正建立在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好几代农民的奉献上。而中国政府有责任为我们的农民兄弟做更多的补偿。
当然，这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乃至春运，农村和农民、农民工都获益不少。但我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落实广大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胡德平先生最近在“思想中国年度迎新”座谈会上讲，如果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近期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说，在明年出台新的农村土地征用办法的话，就能够稳住农民权益，稳住农村。而稳住了农村，就稳住了中国。
中国不必过于看重城市化，更不一定非得达到80%的城市化率。中国春运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原有状态，意义不大。中国模式到底应当如何构建和完善，需要很好地考虑。当然这个问题很大。不过我们不能让农民工这个群体老是这样庞大并长期存在吧?不能让春运成为农民工和许多国人的一个畏途吧?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农民工的规模和生态保持不变，政府大概永远不会在春运这件事上有邀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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