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政治背景比喻为1965年毛泽东为解决党内分歧而南下的历史重演。1991年，邓小平对经济政策感到不满，但无法在北方发表自己的观点。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些提倡改革的文章，但国内没有呼应。于是，邓小平不顾87岁的高龄，乘专列前往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考察，发表了“视察南方讲话”。
改革需要共识，而当时党内缺乏共识。1988年的通货膨胀、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许多领导人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次年的动荡，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国家置于最为稳妥的发展轨道上。而邓小平则认为发展还是硬道理，如果国家经济不能快速发展，共产主义才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沿海地区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1990年1、2月，邓小平前往上海与当地官员讨论浦东开发，当时上海官员急切盼望中央批准开发浦东。在邓小平看来，以上海之大、人才之丰富，发展上海将对整个国家产生迅速积极的影响。回到北京后，邓小平讲了发展上海的重要性。但是当时很多人担心经济过热和外国势力的渗入，反对在上海设立特区，邓小平的观点未被重视。
1991年1、2月，邓小平再次访问上海，对80年代未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表示遗憾。他说，中国要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要靠上海;“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为避免引起误会，邓小平使用了“金融”而非“资本”这个字眼。邓小平的这次努力仍然收效甚微，他的讲话未被中央媒体报道。
1992年春邓小平以度假为名带领全家前往南方，事先并未张扬。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会成为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家庭旅行”。在第一站武汉，邓小平激动地说，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没有好下场。在长沙，他表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随后，邓小平在广东停留11天，视察了广东、深圳、珠海、中山和顺德。傅高义在书中记下了邓小平深圳之行的一个细节。在视察一家光碟厂时，邓小平询问工厂负责人是否购买了国外知识产权，他提醒道，“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在广东，邓小平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广东人认为是邓小平支持了他们改革开放的事业，因此他们成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啦啦队。虽然邓小平很低调，但当他到达深圳时，约有五六十名摄影记者赶来报道这次“家庭旅行”，甚至有人借来录音机记录邓小平说的每一句话。看着深圳的快速发展，邓小平感到他加快经济发展的梦想正在实现。在北京，邓小平被视为一位严厉的领导，而在深圳，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邓叔叔”、“邓爷爷”。
在1990年和1991年，邓小平都未能成功地说服中央加快改革开放，为什么视察南方产生了效应?傅高义认为，92年视察南方的成功应归功于香港媒体的报道和邓小平在珠海与一些部队领导人的会面。
香港媒体在得知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消息后，立刻前往报道。《明报》首先报道了邓小平的行程和讲话，敏感的香港读者马上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家庭旅行”。随后，报道传到了广东，南方一些支持邓小平的地方，如上海，也开始顶着北京方面的压力发布相关新闻。
邓小平还在珠海召开了名义上的“国家安全”座谈会。会议由当时负责国家安全的政治局常务乔石主持，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杨白冰参加了会议。与会的军方高层明确地向邓小平表示将支持加快改革，并提出了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次会议一直没有被公开报道。
离开广东后，邓小平在上海停留了三周。在此期间，曾任胡耀邦秘书的郑必坚领头起草了邓小平的视察南方的讲话。邓小平回京后，中央将邓小平南巡讲话作为中央2号文件向全党传达，并将“加快改革开放”作为年底第十四届一中全会的核心内容。5月，中央4号又提出了一系列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措施。
此后，地方政府开始加快投资、扩大外贸，并学习沿海地区的试点经验。邓小平随之将目光转向了今后几十年中国可能面临的问题，包括农村改革、执政体制和国家安全。他还进行了自我评价。傅高义引述道，邓小平要求不要过分夸大他个人的作用，改革开放的进程大而复杂，单凭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力量无法考虑周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应归功于广大人民。邓小平不希望向毛泽东那样被人铭记，他只希望人们记得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傅高义在书中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样评价：邓小平推行的基本政策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求，遵从了人民的意见，并指导了中国此后几十年的政策制定。邓小平结束了领导人终生制，扶植了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第十四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所有曾任地方要员的政治局委员均来自沿海地区，而两位部长委员则分管外交与外贸，这与以前的情况相比大为不同。邓小平还为第四代领导层培养了胡锦涛等核心成员。
傅高义还写道，对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精神的贯彻执行促使中国经济在此后几年飞速发展。从92年至99年，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增速高达10%。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但朱镕基的努力最终使中国经济软着陆。邓小平视察并未完全消除国内保守的声音，但即便最顽固的保守派也开始承认扩大市场经济和外贸的重要性。随着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变得不可逆转，中国再也不会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了。
傅高义还评价道，邓小平引导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执政体系以及中国的社会的根本转变。他规划了此后二十年的经济结构转变，也将间接地影响更长一段时期内的国家发展。邓小平时期的中国改革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国自身的传统、社会的多样性、国际环境、党内事物以及广大中国人民的努力。虽然改革开放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提出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也不是邓小平预先策划的，但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高层领导人因此享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权，邓小平从总体上领导了改革，以恰当的步伐把改革的观点传递给领导层和公众。在改革的巨变中，他的稳健给了人民以信心。面对反对意见时，他紧握决策权推进改革以避免国家分裂。
那些在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很难真正理解邓小平视察南方前中国面临的艰难境况：中国完全将自身隔绝于新思想之外;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和发起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军队拒绝精简军队缩减军费;公众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深恶痛绝;城市居民不愿接纳来自农村的移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令许多仍然贫穷的中国人感到不满。但那个时代也赋予了邓小平许多优势：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正常运作的政府;一群经验丰富的高层领导给他以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下许多国家乐于在中国投资并欢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邓小平的个人品质也不容忽视，当时很少有领导人像他一样兼有成功推进改革所需的权力、经验、战略眼光、自信、个人关系以及政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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