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从短时期来看是经济，从长时期来看是思想，思想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方方面面的变化无不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邓小平理论影响深远，小到吃穿住行，大到改革开放。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大实话。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历史的巨大年轮，离开邓小平理论，新的年轮就不可能产生，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离开了邓小平的年轮就不能称之为年轮。有了邓小平的年轮，其后的年轮就有了参照系。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顶峰，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者。“南方谈话”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决定着现实意义，因为历史决定着未来，过去的未来在今天成了现实。历史意义制约着现实意义。意义通过改革、共同富裕、市场经济的三角架构展示出来。这种架构具有当时的具体针对性，有着历史意义。这种架构又影响着现实，对现实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在其中担负了重大的历史使命，阻断了中国改革的逆转，使中国的改革重新踏上新的历史征程。
改革是根本动力。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并不为过，因为邓小平理论所涉及的改革是总体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有些内容在“南方谈话”中得以具体化、明细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处处讲改革，言必称改革。大事大改革，小事小改革，万事都改革。改革的胆子要大，改革的步伐要快，改革的思想要解放，改革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不争论，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以改革促发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更是发展生产力，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统一。改革判断的标准是，“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改革促开放，只有改革，才能有力地推动改革，才能有效地吸引外资，引进人才，发展高科技，才能使中国走向世界文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改革来反“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防“左”不能通过批判来完成，不能通过运动来完成，而要通过改革来完成。以改革的标准提拔干部，谁不改革谁下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都通过改革来带动。以改革推动法制建设，改革必须法制化，用法制靠得住，否则改革就会变成运动，改革的成果也会随时被抛弃。以改革来杜绝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改革要就精简机构，精简话语权。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是谋略，改革压倒一切是战略。
共同富裕是基本目的。改革的目的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有两种改革，一种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另一种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共同富裕。他还认为，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中国就要出乱子，就会出现动乱，所以他一直警惕资本主义式的改革，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的改革，强调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之路。而走向共同富裕的每一步都有具体的物质指标和精神指标，物质指标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这在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都有明确表述，即温饱、小康和现代化，精神指标即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基本标准。而在“南方谈话”中，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本质，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共同富裕的改革必然被人民所唾弃。
市场经济是基本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突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胆地冲破苏联模式，中国的毛泽东时期的计划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回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回到经济发展的自然秩序，这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史无前例。邓小平的伟大不但表现在提出经济改革的战略上，而且也体现在提出经济改革的谋略上。他针对中国现实情况，针对中国现实中“左”的巨大阻力，逐步地、渐进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再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水到渠成，走到了这一步，有些人想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在“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这就充分肯定了市场经济，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单凭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就足以使邓小平名垂史册。
邓小平总结中国历史和苏联东欧的经济教训，深刻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进而言之，改革开放走两极分化的道路是死路一条，经济改革单条腿走路，政治体制改革不提上日程也必然是死路一条。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政治改革民主化才会使中国走上光明大道。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的改革既有一条现实主义路线，也有一条逻辑主义路线。现实主义路线就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改革到体制内改革，现实主义路线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奉行着不争论的原则。逻辑主义路线就是先经济后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化的程度、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程度、深度和广度。中国的现实主义路线决定着逻辑主义路线，使逻辑主义路线不断修正以适应或臣服于现实主义路线，逻辑主义路线在现实主义路线中最终得到消融和化解。这样做的结果是，现实主义路线走向了自身的发展逻辑，经济不断地被经济全球化拖着改革，每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被动迎战，政治体制改革被经济改革的离心力甩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被迫成为中心。结果在邓小平的预料之中，因为这是现实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却又在邓小平的预料之外，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它领域的改革难以提到议事日程，而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就难以保障，甚至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被僵化的体制断送掉。
现实主义的改革路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远远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受到权力的干涉，市场经济变成了权贵经济。经济上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反而导致了两极分化。腐败盛行，公平正义底线失守，道德滑坡，精神文明水平下降。人们公开谈论革命，是因为已经存在革命的风险。英国思想家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中指出：“在革命之前，有经年累月的压迫、傲慢狂妄的权力、对人们需求的恶意藐视。僵化的、陈旧政府制度沉湎于它的特权，而当它试图更新图变之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它了，因此它也不能实施其迟到的计划。人们对它已经忍无可忍了。冲突能量的聚集与日俱增，形成日益紧张的对峙。形势犹如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点儿火星，一点儿希望的星星之火，诸如勉强的政治改革激起的希望之火星，或者一点儿动荡不安的星星之火，诸如在错误的时间枪声激起的动荡不安之火星——随即就会轰隆爆炸，于是，陈旧的大厦就开始摇荡。骤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持住。”近些年群体性冲突事件愈演愈烈似乎在验证这一点。解决这些矛盾，一方面需要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找到改革的灵感和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政治家具有超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勇气。
新的政治家就应有一种历史的担当，有历史的自觉。历史担当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说出关键的话，做出关键的事，站在历史的长河扭转历史的狂澜，临危受命。在这个方面，邓小平已经给人们提供了一份满意的答案。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他都说出了重要的话，做出了重要的事。“南方谈话”再一次表明了政治家的担当和责任。而且在那一关键时刻他已经不是国家领导人，已经是退休人员。“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句话放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一句，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也是对他自己身负责任的总结，表明了作为政治家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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