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番讲话距今已有二十年，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长足进步，绝对贫困现象明显缓解，但是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存在日益严重的趋势，农村与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差别一般认为已达到1：6，为全世界所少有。重温“南巡谈话”，有助于铭记共同富裕的使命，也能够从中获得新的启发。
毛时代等级差别更大
一说起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多人会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实际上毛时代不仅普遍贫困，而且贫富差距极大，平均主义只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从未实践过。
对毛时代分配制度做过深入研究的杨奎松教授指出，“文革”期间造反派的矛头之一就是分配领域的等级制。1955年8月中共在地方干部中全面取消自部队沿袭而来的供给制，开始实行等级工资制，最低工资只有18元，最高工资560元(加上物价津贴上浮16%后达到560元),相差31倍之多。纵向对比旧中国，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文官最高最低收入之比为14.5倍。横向对比资本主义国家，官员收入差距也小于新中国，英、法、德等国公务员最高最低工资之比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毛时代的等级差别不光体现在工资标准上，住房、配车、厨师、勤务、警卫、秘书、医疗和疗养等等，这类非货币福利的等级差别更大。
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国家是苏联，中共全盘照搬。其实《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反对十九世纪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共产党国家没有实现马克思的理想，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党、工党推动下反而实行了公务员低工资制。
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家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境地，领导层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但是心中没谱，高层不知所措的结果是权力下放。“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农民获得种植经营自主权，农副业收入随之提高。工商业管制减少之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除了货币收入拉近之外，大量特供商品进入市场，无价无市变成有价有市，客观上也缩小了贫富差距。任仲夷到广东下车伊始，就把过去仅用来接待中央和省级高干的从化温泉向社会开放，结果八九十年代从化温泉被广东商人用来招待内地客户，作为拉动内需的营销利器。
邓时代绝对贫困减少
“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不如农村承包制改革那么顺利，邓小平承认：“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
城市改革之所以不如农村改革顺利，原因在于农村改革所冲击的既得利益阶层只是公社和大队干部，一方面他们级别低，位卑言轻，另一方面他们在乡镇企业中找到用武之地，或者在种养殖业大展身手，境遇也得到改善，所以改革阻力极小。而城市改革，不仅牵扯到地方政府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中央各部委。那些部委在文革中陷于停顿，一些老干部文革后才恢复工作，刚刚走上部委岗位不久。又由于分工不明，职责不清，各部委或以“发展”或以“整顿”等名义争相揽权，根本顾不上像放权给农民那样放权给市民。开动印钞机成为解决部门争端的主要出口，印钞票不会创造财富，只会扰乱市场秩序，滥发钞票所侵犯的对象是沉默的大多数，教师、公务员等领取定薪的阶层更是首当其冲，当他们不再沉默便酿成了动乱。
1989年至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套住了价格飙涨的笼头，但是经济随之萧条。经济改革碰到政治体制的天花板，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先做大蛋糕，才有共同富裕的条件，邓小平大声疾呼：“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体制如何解放生产力?请外边的生产力进来!”于是开放超越改革成为高频词、最强音，各地招商引资如火如荼。从“南方谈话”发表至今二十年的成就，绝大多数归功于对外开放，外资、港资、台资居功至伟。
由于三资企业不计较员工的身份，长期被体制阻拦在工业化大门之外的农村人获得了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收入迅速提高。虽然从1992至2002年这十年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上升慢，但是务工人数增长快，总体收入是迅速增长的，从统计数据上呈现为西部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超过地方GDP增长速度，东西部农民平均收入差距缩小。当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就开始上涨，转折发生在2003年。
近二十年，国资、民资互有进退，不像80年代那样单纯。由于垄断加强和税收严苛，经济增长的成果大部分没有让国民分享到，从而扩大了相对的贫富差距，但是不能否认绝对贫困数量大幅减少。
“南方谈话”中的锦囊妙计
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亦即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纷纷出现债务危机。以最严重的希腊为例，该国总人口1100万，劳动人口550万，这个不如广州市常住人口多的弹丸小国，政府欠债竟达五千亿美元，人均GDP为一万六千多美元，不吃不喝三年时间才能把政府债务还上。还债是没有指望的了，新债也借不来了。借不到新债，对外需求必然下降。虽然欧美其他国家程度不如希腊严重，但是普遍遇到类似困境，这其实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境，一味靠外需拉动生产力的路子走到头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已经准备好了锦囊妙计，第二段：“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这两个概念如果分开在不同场合出现，听惯了套话的我们往往容易将两者当成同一回事。邓小平将它们摆在一起，特意让听者清楚认识到其中的差别。邓小平格外强调“解放生产力”，但是他的用意似乎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发展”继续作为主旋律，“解放”只是偶尔与思想搭配。社会各界并不难就发展与解放的差异达成共识：发展是指政府主导，解放是指政府放手;发展是国进民退，解放是国退民进。“解放”被忽视，不是理解上问题，而是被短期利益蒙蔽了理性和理想。
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风险，政府有旱涝保收的税可收，何必去冒竞争之险?政府介入与干预市场，不外乎是官员或部门想从中捞取私利。无论政府介入市场正当不正当，都抑制了生产力。如果政府主导有效率，苏联就不会崩溃，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结论。解放生产力，就是让政府从市场中抽身出来，专门负责维护市场秩序，做个守夜人。
为什么解放生产力那么重要?因为生产本身自动创造需求。市场交换中买卖价值恒等，卖了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用于购买。储蓄只是转移购买力，而不是购买力消失。内需不足，换句话说就是生产力解放得不够。假设有一个封闭的村庄，甲生产A，乙生产B，禁止甲某卖A商品，甲就没钱买乙的B商品。政府各个部门都是管制特定商品市场，客观上却抑制了所有商品需求，也就是抑制内需，比如农业部的耕地管制、外管局的汇兑管制、央行的利息管制，所有管制无不压制生产力。
尽管管制普遍存在，近二十年还是有不少领域出现了松动，而且这些松动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比如住房商品化和企业上市，都是允许资产产权向国民让渡，尽管监管部门在中间设置了很高的让渡成本，总好过以前一律禁止。官方好像不愿意把这类改革理解为解放，可能怕解放成了潮流，有失去控制的风险，正是这种胆怯错过了理性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
住房商品化和企业上市融资都是当前贫富分化的主因之一，这不仅为左派攻击，右派也难以否认，实际上这两项改革不彻底才造成贫富分化。设想一下，农民自建房也能买卖，任何企业的股权都可以挂牌交易，任何人都可以充当证券交易所的角色，那些靠房地产和股票发达的人们，还能有现在这么得瑟吗?只要现在滞留在房地产和股市上的财富自由地流向各行各业，就既不稀罕外需也不稀罕外资了。
总之，解放生产力、刺激内需、共同富裕，是同一问题的三个侧面。刺激内需是短期目标，共同富裕是长远理想，解放生产力是方法，这个方法在“南方谈话”的锦囊中呆了二十年，到取出来的时候了。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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