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个多元的城市
重庆为什么会被妖魔化?
重庆领导人对重庆改革的定位是“五个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而社会各界更热衷的却是另外“三个重庆”，即“打黑重庆”、“唱红重庆”和“买办重庆”。刚刚被《人民日报》视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典范城市重庆还有两个被忽略的方面，即“均富重庆”和“创新重庆”。
重庆是一个多元的城市，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谈重庆而“色变“呢?重庆市政府对“重庆被妖魔化”的解释是：1、外间“自由民主派”的有意构陷(凡是反对重庆的，都是和西方有勾结或者倾心西方的“自由民主派”);2、重庆升为直辖市、城市建设太快，宣传系统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跟不上。也有人说重庆的改革措施因悖逆世界政治潮流(民主、法治、自由)而引起自由主义阵营的诟病。更有人说重庆的某些改革举措力度太大，触动或者挑战了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而为中国社会各界和其他省份所不容。那么，什么是“重庆模式”的前因和后果呢?
汪洋、薄熙来与黄奇帆的重庆
人们一般把重庆模式界定为2007年以来，薄熙来主政重庆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体系，但重庆改革的基本底色，则是在2007年以前汪洋主政重庆时奠定的。2005—2007年，汪洋针对重庆特殊的地理、地貌状况提出“一圈两翼”的发展思路，圈指重庆城区的9区(现增加为11个区)，两翼指重庆东北(三峡库区)、东南(大山大峡谷)的赤贫带。汪洋对重庆的另一项贡献，是将重庆确立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所以今日重庆经济总体布局与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并不是在2007年以后才推行。
2007年薄熙来接管重庆，前任市委书记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曾经做过大连市长和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对城市经营与管理及招商引资有着丰富的经验。黄奇帆2001年10月来重庆就职前一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主管经济和工业。2007年以后，重庆积极协调广东与上海产业升级与转移的经济态势，确立了扶持IT业与高端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政策。这一产业政策的确立与初具完备规模、商务部的政策与资源倾斜、广东与上海的配合等，是由薄熙来、汪洋和黄奇帆共同努力来完成的。
重庆的地理决定了交通落后必然阻碍经济发展，薄熙来于2008年提出把重庆建设为“内陆开放高地”、“八小时出海”，当时质疑声不断，但今天来看，水陆联运基本实现，重庆的货物可以便捷地从上海、广东和越南出海，显示了薄熙来的眼界不凡。重庆又利用欧亚大陆桥，开通中国到欧洲的无定班列车，这直接使得重庆的贸易额激增。但这其中无论哪项政策，若是缺失了国家与商务部政策的有意倾斜，或者领导干部的个人偏好与注意力发生转移，都有可能使重庆的经济发展难以再高速运行。
重庆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强人政治，不管我们是把它归结为萧功秦所说的“凝聚型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概念，它的显著特征与潜在弊病都十分突出。首先，中国地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任何一个地域的发展都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与经济支持。因此，因薄熙来与黄奇帆任职而带来的重庆发展机遇，是否能在他人任职期间为重庆所享有很难预期。
其次，因改革特色直接与某个或几个强人的能力或个性相关，而领导干部在当代政治语境下，无论是通过民选还是由上级党组织遴选的方式，都要周期性进行更替，而不同的决策者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与注意力，所以特定区域的发展政策面临着是否可持续的困境。
第三，重庆的发展是政治权力的集中运作与市场经济导向有机结合的结果，简言之，也就是发展政治学所归纳的东亚“权力+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我们从重庆对三个出海口和欧亚大陆桥无定班列车的开辟的经济发展策略中可以看出，他想走的还是针对欧美市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创造的价格优势，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型外向经济，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的道路。所以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转型和发展内需的深层发展问题，很快也会是重庆面临的严重问题。
傲人的社会建设
重庆在社会建设方面有两项成绩既十分突出，又争议很大，一项是房价控制，另一项便是打黑除恶与治安建设。重庆同其他力图控制高房价的城市一样，也曾征收房产税来控制房价，也跟其他地方一样，征收房产税的政策正在弱化和不了了之。但重庆将公租房政策(“民心佳园”)强有力地推行下去，在11个区建造总居住面积为4000万平的公租房来平抑房价。所以商品房可以自由定价，但政府建造的公租房出租价格在8-12元/平方米，住房面积在40-80平不等，申请对象不限，外来务工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失业下岗人员等需要政府扶助的群体，都可以申请入住。住满五年后，租住者可以市价60%的价格花钱购买，买多少套不限，但不允许私人间交易，买卖和转让都只能卖回给政府。所以，重庆人并不太担心居所问题。
外间多将“打黑除恶”界定为重庆的政治改革，但“打黑除恶”并非其政治方面的改革举措，而是重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打黑除恶”为的是建设治安平安的城市，其政策背景在于，重庆自清末以来即是码头，盛行袍哥文化，江湖义气重;重庆不仅开埠早，而且抗战内迁、三线建设与三峡移民都使得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治安问题一度成为严重的问题。重庆的打黑，起因在2008年的出租车停运事件和2009年的3·19枪击案和另一起黑社会团伙火拼在居民区发生枪案。治安治理本是各级各方政府的本职，但重庆的打黑充分发动了群众，成了全民参与检举、揭发和配合政府定性、抓捕黑社会集团头目的运动，而一度被外界尤其是司法研究界和律师界称为盲目扩大的“黑打”，并被解读为重新搞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政治运动。
虽然重庆官方浓彩重墨地强调2009年打黑以前重庆的社会治安之混乱不堪和黑社会对老百姓的普遍勒索与威胁有多严重，但问及普通市民，对此并无特殊感受，而是认为只能说打黑以后治安更好更安全了。若是有心，游客会发现闹市区的所有景点和人群聚集处都布置了大量警力，警察警车随处可见。最让重庆人称赞的是，重庆实行了交巡警寻呼台改革，交通巡逻警察队做到了24小时巡逻、3分钟内出警，客观上延展和增加了整个重庆的警力布防，并能做到快捷及时地回应市民的需求。
成功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很多人也许对重庆及时抓住沿海工业产业换代的机遇感到振奋，认为重庆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很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问题在于重庆市委市政府也发现其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人口成本居高不下，二代农民工对生活与工作的要求远比一代农民工更多更高，大型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内部管理又很严酷，劳资之间的尖锐冲突与中国各地政府对民生与企业员工权益保障的要求提高，使得重庆市委市政府既过多要求这些企业必须支付工人高工资，以突出自己干预市场和保障社会、改善民生的形象，又为了留住这些企业及其创造的工作机会，把保证这些大型跨国企业的人力充足，作为最重要的产业扶持政策和政治任务来抓。
且不说中国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时的全线溃败早已表明他只是一国经济发展早期的阶段性策略，仅在劳动权益保障与为资本提供低廉而充足的劳力之间的冲突，就已经预示着重庆的经济发展未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即使政府能用强力和经济优惠吸引大型跨国企业入渝，富士康的一个分公司在从深圳总部迁往郑州两年后，又在积极准备往更偏远、土地与人力成本更低的山西晋城和太原迁移。资本追逐更低廉的成本，而中国有着更广大的、地理交通上便捷而土地与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域，重庆作为地处中国西南的直辖市，作为一年有3000万劳动大军奔赴东部沿海的城市，显然并不具有吸引高素质或要求高权益的劳动力和让跨国公司追求更高利润资本的长久优势。
在党报(王建新、崔佳、刘志强：《重庆探索共富契合科学发展》，《人民日报》，2012-1-9头版)纷纷肯定和赞扬重庆经济改革在缩差共富方面(“共富十二条”)的成绩时，人们很容易发现在重庆改革政策的光环下面，行的是和其他地方并无太大差异的权力掠夺资源之实，政府主导和土地与企业公有化实质上不过是对城乡普通人财富的便捷剥夺。《中国经营报》发现，即将推向全国的重庆地票交易模式，同沿海和中部乡村的强力拆迁与批量廉价强制征地一样，农民只拿到很少的宅基地补贴，大量土地以千亩为单位迅速易手到重庆国有投资集团和其他七个重庆国有房地产公司。
尽管是为了“共富”和“农民变市民”，土地转移的方向也仍预示着重庆广大乡村农民的未来不会比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遭的强征强拆后的农民命运好上多少。而且城乡统筹改革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却极有可能导致重庆未来社保基金的巨额缺口风险。而“五个重庆”建设中腐败、浪费惊人，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所以政府过度负债和政府投资效率低下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重庆是实验，不是模式
综上所述，“重庆模式”显然不能复制，它源自天时、地利与人和上的因缘际会，所以未来走向尚未可知。尽管如此，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建设和改革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比今日中国和共和国以前30年，重庆的政治改革到底是政治返祖、政治超前，还是预示着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今日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党的官员遴选与事务决策体制日渐僵化而失去活力，人们所担心的阻滞政治改革和开历史倒车的重庆，反倒开辟出了僵化体制调整的新思路。
重庆在过去几年所遭受到的非议，起因在于：1、重庆官方和学界倾向于用马克思主义理念来解释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2、文革左派把重庆全面解读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大本营，并提出沿海在搞资本主义，重庆在搞社会主义。宣传上的革命化包装策略，使其备受争议。
除去其宣传包装上的红色外衣，重庆地方改革的政策初衷与目的，更旗帜鲜明地向更本质朴素的共产党的宗旨与工作方法回归。比如领导干部工作中(而不是政治运动)的群众路线与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比如通过推行党内民主和归还党员选举权利，使得僵化的党的干部体制有了一丝活力，公务员系统工作人员的本地化色彩逐渐变淡，工作能力与业绩成为官员最为重要的升迁标准。
但是，重庆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调整，都仍是在中国目前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微调，改革可推进的空间以及未来在政治民主开放与经济理性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障碍仍然很大。
(作者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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