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前副主任保罗•比勒(Paul R. Pillar)在今年第一期美国《外交政策》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造成美国情报工作失误的不是蹩脚的间谍，而是蹩脚的领导人。
比勒以他28年的情报工作经验说道，在发动战争等重大外交决策上，情报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影响决策的是领导者自身具备的战略敏感、历史经验、个人经历、对国内政治的考量以及个人性格。此外，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越南问题上，情报机构向前总统林顿·约翰逊提交的研究报告指出对越作战的时间和成本代价过高，但约翰逊总统和他的一班得力助手执着于多米诺理论，担心一旦南越走向共产主义，将在第三世界引起连锁反应。最终他发动了越南战争。
2003年2月，美国前国务卿考林·鲍威尔在联合国为入侵伊拉克做辩护时曾说，萨达姆正在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结论是“基于可靠的情报”而得出的。但是，比勒透露说，当时情报部门提交给行政当局的评估报告所得的结论是，萨达姆不太可能针对美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将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事实上，发动战争的公关工作早在报告草拟之前就已经展开了，时任总统的小布什和当时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都没有完整地读过这份评估报告。
对于美国情报界的失误，比勒承认大多数失误无可辩驳。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失误是否误导了重大决策则另当别论。例如对于苏联解体，情报分析的瑕疵无关紧要。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美国对苏政策的最重要因素是时任总统里根的直觉。里根上任伊始就坚信苏联必然会失败，而且苏联人永远不可能赢得军事竞赛，美国在开支上永远能够超过苏联。
2001年的9·11事件显然是情报工作的又一失败。但是，比勒解释道，虽然情报工作人员没能预测到恐怖袭击，但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对基地组织的监控。早在1996年基地组织成立之初，中情局便成立了本·拉登特别工作组。克林顿政府向继任的小布什政府移交权力时也强调了基地组织发动袭击的威胁。但是，在恐怖分子发动实质性袭击之前，在国内耗费巨资实施麻烦的安保措施是不现实的，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实现。
外界对于情报机构的理性批判通常是指责其官僚主义作风和利用特权逃避监督。对此，比勒认为，情报机构的大部分改革源自内部，而非外部推动。内部的一次成功的改革尝试是在1986年成立了中情局反恐中心，这一举措打破了各部门之间的隔阂，为曾经各自行动的情报人员提供了并肩作战的平台。相反，比勒认为，外部建议的改革措施常常雷声大雨点小。9·11事件发生后，国会对情报机构进行了重组，将所有情报机构置于国家情报总监麾下。但结果却是在16个已有的情报机构之外增设了一个更高级别的机构，最终公众诟病的情报机构仍然未能将各种线索有效关联进行分析。
比勒还指出，外交环境会影响情报工作的效率。他举例说，在9·11事件发生前，其他国家的政府并不愿意与美国政府分享他们的第一手资料。但是9·11发生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当时各国政府在反恐上的合作通常不会受到各国政治分歧的影响。其他国家政府的合作使得冻结或获取恐怖分子的资产变得容易许多。然而，当9·11事件逐渐成为历史后，各国分享信息的意愿也会随之降低。在未来，南亚反美激进主义的成功与否将会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而非决定于情报机构的工作表现。
2010年2月，“阿拉伯之春”爆发。外界指责情报机构未能准确预测一个突尼斯小贩自焚的星星之火会燃遍整个阿拉伯世界。可是，比勒辩解道，情报机构只能提供战略性的解读，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和局势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后，比勒澄清道，情报工作可以帮助政府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通过信息的整合将真正有意义的不确定性因素剥离出来;但是情报工作不能消除不确定性，也不能预防突发性事件的发生——领导者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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