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的使命是“跟踪时事，解读新闻”。
在这一期，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即将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选举。2012年，全球有60个国家举行选举，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四个国家的领导人换届。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中国高领导层中有70%将离职，变动规模最大。尽管我们无从预测今年深秋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变动会不会引发国家政策的变化，新一代领导人的产生恐怕是世界上最省钱、也是最平稳的权力更迭程序。
美国的大选花钱肯定会创新纪录，谁入主白宫还不得而知。俄罗斯的选举将是对那个国家的民主质量的一次全面检测。法国的选举在欧洲向何处去的大背景下举行，选民关注的不是候选人的风度、年龄和长相，而是他或她重振法国雄风、再让欧洲腾飞的办法。墨西哥的选举事关革命制度党能否在失去“江山”12年之后东山再起。
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踪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选。
对中国来说，选举不是关键，关键是治理。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纷纷扬扬的时候，更为有趣的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之争。这两个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汪洋和薄熙来，都在为解读“中国模式”提供新的注脚。无论是汪洋“改革与主义无关”的观点重要，还是薄熙来“五个重庆”的概念宏伟，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关于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大辩论从多方面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上了发射场。
启动政改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事关党的命运和既得利益的得失，无人敢轻易下决心。让广东和重庆先行试水也许是迂回政改的一种方式。至少，关于这两个模式的争论为下一代中共领导人奠定了一个可以更好作出政改决策的基础。
汪洋和薄熙来二位就“蛋糕”是“做大”还是“先分”的争论看上去很像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竞争，这场竞争本身远比竞争的内容更重要。或许，这是某种党内民主形式的发端。
汪洋和薄熙来在广东和重庆的创新和创举为中国各省的高官树立了榜样，他们必须因地制宜，提出更加适合本地地域、资源和人力的发展战略，而不是等着党中央下旨。
关注中国走向和发展的，有使命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这场辩论，他们的介入对普及政治知识和引导政治参与有极大的作用。
中国的地方媒体也大规模介入了这场辩论。媒体有自己的偏好和地域性，它们的好恶或多或少影响了百姓，使得这场辩论更加热火朝天。正常的媒体运作是一个成熟和稳定的国家的一切政治活动的燃料。媒体正常功能的回归是启动中国政改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
广东要“腾笼换鸟”，这事关广东能否继续领军全国的GDP，重庆要“出海并连接欧亚大陆架”，这事关重庆能否成为香港第二，而乌坎的村民只想要一片自己还可以耕种的土地，一个为他们的行动证明的说法。他们不高的要求导致了一出精彩的国家与社会博弈的正剧。在汪洋等省领导人的关注下，乌坎村民与政府达成了和解。这一和解的意义在一些学者看来不小于安徽小岗村18户村民30几年前的“包产到户”。
本期《阳光》带你去华盛顿、巴黎、墨西哥城和莫斯科“巡游”，再把你领到广州和重庆去“视察”，最后让你“走近”那些曾经是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脊梁--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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