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增长势头，这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的大问题。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保持着平均9%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刚刚过去的2011年里，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在约9%的水平，这在美国金融危机余波未尽、欧洲债务危机一触即发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平稳”发展状态。
2011年一开始，GDP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2010年GDP为5.9万亿美元)，就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压力。通货膨胀率从1月份的4.9%持续攀升到7月份6.5%的高点，之后才逐渐回落;其中，食品价格上涨明显超过非食品价格上涨。全年通货膨胀率估计高达5.5%以上，这在1996年之后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同时，2011年各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却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按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可比价格计算，第一季度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9.7%，第二季度增长9.5%，第三季度增长9.1%，第四季度预计会跌破9%。尽管经济下降趋势值得关注，但2011年全年仍然能够保住9%的经济增长。
虽然中国经济没有出现西方经济中最令人担忧的“增长下降、通胀上升”的“滞胀”现象，但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和逐季回落的经济增长态势，确实会给2012年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欧洲债务危机很有可能还会在2012年进一步加剧，从而给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国际投资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简单分析一下2011年中国经济“通货膨胀较高、经济逐季回落”的原因，将有助于理解2012年的中国经济形势。
“粗放外向型”经济
中国经济是一种“粗放外向型”的“非典型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令人自豪，但中国经济的“结构”矛盾却比较突出，内部结构调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2011年中国经济“通货膨胀较高、经济逐季回落”也正是这种结构矛盾的一个表现。
“粗放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外贸依存度)偏高，低附加值加工产品出口占出口贸易的比例也偏高。199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首次达到30%，出口依存度为16.05%，出口超过进口。整个1990年代，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中国GDP8.8%的年均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随着中国加入WTO，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而名列世界第三。2002年外贸依存度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进入了中等外贸依存度国家的行列。
外贸及出口依存度的上升是中国采用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鼓励出口政策的结果。其中，汇率的大幅贬值、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以及第三产业占GDP的低比重等三个方面影响较大。出口的增加导致中国连年出现高额的贸易顺差，虽然2009年开始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而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开始下降，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在2011年3月突破了3万亿美元，而正是这个高额的外汇储备给中国2011年的通货膨胀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中国政府为了兑换贸易顺差得来的外币，就要投入大量人民币，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从2002年末到2010年末，“外汇占款”由2.2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以上，增长了近8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即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公众持有的通货)的比例也由49%增长到120%以上，基础货币因此扩大了近3倍。
投资需求
当然，货币投放规模的加大，主要的动力还在于中国内部强大的发展经济的投资需求。中央银行制定的广义货币(广义货币M2=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16%左右的增速，往往由于强大的投资需求而被突破。从1978年到2009年，GDP只是原来的92倍，可货币规模却高达原来的705倍。为了稳定通胀预期、引导信贷合理增长以及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2011年央行三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准备金率，从而改变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2011年前三季度货币政策呈现明显的偏紧操作，到第四季度才实施了定向宽松的政策。
如此，2011年货币供应量增速整体呈现回落趋势，M2增速从2010年末的19.7%降至2011年11月份的12.7%，创下十年新低。前三季度贷款增速也逐季放缓，前三季度贷款增加5.68万亿元，与2010年同期相比少增5977亿元，全年接近年初设定的7.5万亿元目标。过去两年的货币投放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因素，但若未来的货币增长保持在16%左右的设定增长目标，2012年中国的货币存量仍将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使M2与GDP的比例达到2.5，将远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仍将普遍存在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之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贷款紧缩、利率上扬、工资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温州及河南等部分地区出现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借贷危机”。
目前，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已经占GDP的60%以上，但国有银行的“贷款流向结构”却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次“借贷危机”又有民营企业把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向投机性较强方面的背景，所以，就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实体经济”是否将陷入危机的担忧。
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出台了包括6项金融政策和3项财税政策的“国9条”，紧急救助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私营企业的借贷恐慌。相信2012年开始，中国政府将会在“贷款流向结构”上改善现有的体制格局。
由于2011年11月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自2009年3月份以来首次回落到50%的荣枯分界线下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滑落到12.4%的历史较低水平，出口及社会用电量均出现较大降幅，企业贷款出现中长期投资动力不足的短期化倾向，故通货膨胀的压力现在已经暂时让位于稳住增长的压力。
内需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和60%左右，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20%，而消费率则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20%。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投资拉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
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首度超过农村人口，大量的中小城镇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居民，人口超百万的城市也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住房私有化和消费信贷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大因素，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
不过也要看到，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却在100名之外。实际上，中国的人均GDP现在只有日本的1/10、美国的1/11，对于有13多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提高人均GDP依然任务艰巨。即便经济增长率和汇率升值使中国的GDP在未来十几年内赶上美国，人均GDP再过几十年也未必能超过美国。
更加重要的是，在国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上，欧美大约为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则只有12%左右。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收入的3倍左右，而很多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当然，如果考虑农民收入难以统计的因素，还有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中国12%的比例可能还可以调高一些。在另一方面，政府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收入12%左右，相比于德国的2.7%，印度的6.3%，俄罗斯的7.6%等也明显偏高。可见，中国在控制政府的“三公消费”和采用“藏富于民”的税收政策上仍有待努力。另外，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将是2012年值得关心的大事。
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2010年以来，发生在希腊的“债务危机”已经演变成“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乃至于整个欧元区17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希腊经济早已陷入衰退，政府的总负债已经达到了GDP的150%;欧洲第一大债务国意大利的负债率也高达120%;西班牙的失业率则成为欧洲之最，超过了21%。目前，各国还债所需的资金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金融市场稳定基金”所能承受的范围，进一步融资的成本也大大上升，以至于债务违约、个别国家退出欧元区、甚至整个欧元区的解体都成为可能。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贸易额分别超过了中国与美国、日本、东盟的贸易额。欧洲的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势必影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与投资，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使外汇储备多元化的中国欧元储备严重缩水。同时，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增加新的变数。
但如果从“化消极为积极”的方面看，中国出口的下降及进口的增加会促进中国自己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缩小低附加值的加工业，扩大服务业。另外，中国也可以借此机会扩大与中亚、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从而促进中国GDP的地区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GDP中的比例大约是60：25：15，中西部地区仍有明显的开发潜力。
总量与结构
2011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2012年经济工作的任务确定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这是非常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和发展需要的清醒认识。中国经济的结构困难要大于总量困难，政府对经济的掌控能力和支配能力使得经济总量仍能保持较大的发展势头，这反过来使本文讨论的进出口结构、投资消费结构、贷款流向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收入结构、债务结构、产能结构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所以，稳定总量和调整结构，必将是2012年及其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旨。
(作者为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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