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正式产生中国新领导层的前一年，也被一些人视为走向新时代的前夕。改革开放后的30年总体上可以称为邓小平时代，这个时代总的特征是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以市场化改革为龙头，千方百计地促进经济增长，并以国家强制力为依托，千方百计地控制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和政治矛盾。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思想，试图对于这种刚性增长的道路进行微调。然而，近年来，贫富分化、贪污腐败、资源掠夺及其所带来的其他矛盾仍然在激化，而不同派别的观点开始公开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在“十八大”之前，它们相互竞争的火药味比以往更浓。对此，中国领导人没有强硬地压制，而是在静静地观察，温和地疏导。
这种观察和疏导是一种短期的无奈选择，还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寻找更长久的对策?国家领导层的短期共识是重抓民生问题，延缓处理民主问题。但形势的变化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主问题也有可能会在社会压力下突然提上议事日程。
如果要从民主方面着手来应对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中国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主张什么，似乎是次要的，关键是各种力量能够互动出什么结果来。
政治幻象与地方实践
作为政治发展中的核心行动者，中国共产党似乎在寻找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利用现有制度的包容力来化解各种矛盾，而不是另起炉灶，进行大的制度变革。这种包容力的扩大可以视为中国式民主的扩展，然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呢?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总存在理想民主到现实民主的折扣。西方从理想的古典民主折扣为现实的选举民主，压缩国民在决策中的功能，强调国民在选人方面的功能。中国则从理想的人民民主折扣为现实的党治民主，压缩国民在选人方面的功能，强调国民在决策中的功能。
这种决策功能不是真正做决策的功能，而主要是确认和咨询的功能，也就是说，在确保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生活中核心决策者的前提下，通过更多地听取民意，让决策更合理，更好地回应国民的要求，这就是群众路线式民主的真谛。
这种党治民主似乎在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容纳更公开的竞争和更广泛的参与。前者主要发生在党内，后者主要发生在基层。
就党内竞争来说，尽管有日益公开的趋势，但还处于欠制度化的状态。2011年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重庆和广东两种地方发展模式的竞争。重庆模式被热评了一段时间之后，另一种模式即广东模式终于被梳理出来，努力在公共话语中竞争优势。如果抛开利益上的考虑，这种争论是有某种意义的。中国发展到今天，矛盾积累相当严重，这个已大体成为共识。但严重到什么程度，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什么贫富差距、特权腐败、黑恶现象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一个个局部地应对就行了。有的则认为中国正面临一次总体性危机，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需要有总体性的动作才能有效应对。
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都是局部性动作经过包装后的概念，其共同的效果是排挤了总体动作的诉求。这种争论的一个不经意后果，就是用地方模式之争转换了中外模式之争，将民间话语中的激烈冲突柔化为体制内话语中的温和冲突。中国模式提出并被热炒后，遭遇了激烈反弹，其结果可能会违背提出者的初衷，壮大总体动作的诉求。地方模式之争实际上将“中国模式”从话语困局中解套，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充满多样性的地方实践，而不是总体性的中国体制。
在这种局部动作的争论中，人们似乎不必上纲上线，大动肝火。有时候得跳出文字工作者的各种符号，不要陷入这些符号所编织的政治幻象，而是要进入真实的地方实践，看看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差异。我们可能一听到重庆大唱红歌，就想到极左的时代，一听到广东解放思想，就想到西方的主义。但我们这样联想的同时，应该知道，重庆一边唱红歌，一边引进着富士康;广东一边解放思想，一边增加着维稳经费。
分蛋糕与做蛋糕
差别究竟在哪呢?主要在于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尤其是管理经济的方式。薄熙来的毛式话语充满着感召力。“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观点鲜明，朗朗上口。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其核心的施政理念，也就是先公平地分蛋糕，再快速地做蛋糕，对老百姓来说，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而汪洋则认为当前“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而且特别强调“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其实，在压力型体制下，作为地方大员，当前头等的任务仍然是要把GDP搞上去，也就是说，只有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的蛋糕来分。这样说来，汪洋的话似乎更正确。但薄熙来说：“只有先公平地分好蛋糕，大家才有做蛋糕的积极性”。然而在实践中，大家都在边做蛋糕，边分蛋糕，很难看出孰先孰后。总体而言，当前的中国，地方领导的重点是做蛋糕，汪洋如此，薄熙来也如此。差别在于你这样做的同时，究竟如何地分蛋糕。更准确地说，不是看市场如何地分蛋糕，而是政府如何地分了蛋糕。在分蛋糕手段上，政府没有更多的花样，无非是如何把钱生出来，如何把钱花出去。政府生钱、花钱的手段是有限的，生钱的办法主要是收税、卖地和经营，花钱的办法主要是保障、服务和投资。各种办法所占比例不同，以及政府分配的蛋糕量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现代化发展趋势与当前中国老百姓的预期大体是一致的，经济越发展，政府越应该分蛋糕。这样说来，广东的老百姓与重庆的老百姓相比，前者更有理由期待政府分蛋糕，后者更有理由期待政府做蛋糕。
然而，两地的表达恰好阴差阳错，该强调做蛋糕的却在强调分蛋糕，该强调分蛋糕的却在强调做蛋糕。在这种话语之争的阴差阳错下面，是现实发展的阴差阳错。强调分蛋糕的重庆实现了GDP的惊人增长，2010年达到了17.1%;强调做蛋糕的广东增长尽管也很快，达到12.2%，但低于重庆。
至于重庆的高增长是不是分蛋糕所产生的积极性带来的，不好确定。但薄熙来的强势话语显然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极容易获得老百姓的认可。汪洋感受到了现实与话语的双重压力，对于一个本分的实干家来说，更多地会考虑现实的压力。他的蛋糕论也许并非想与薄熙来一争高低，而是要广东的官员保持他所认为的清醒头脑，不要因薄熙来的蛋糕论而迷失了方向。
就贫富差距来说，广东已经进入拉美化，省领导应该能够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越来越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说明这个问题。汪洋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必计较那些口水之争，而是应该向重庆学习一些具体经验。可以不用学如何唱红歌，但必须学如何以更快的速度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增加社会的流动性。
彼此合作与各具特色
如此看来，尽管广东的发展水平比重庆高，但压力比重庆大。所以，在舆论界热炒两种模式之争时，汪洋主动选择了与重庆的合作。2011年12月11日，两省市政府签署了《重庆-广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协议，广东将积极引导向外省转移企业落户重庆，支持重庆两江新区、沿江产业承接示范区、笔记本电脑基地建设，推动重庆云计算产业发展;重庆将支持广东企业依托重庆进军西部市场，鼓励重庆企业到广东投资发展。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尽管是双赢的结果，但重庆得到的实惠更多一些，人们很容易感受到一个较发达地区支持一个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个协议的签订也突现了所谓地方模式的差异并没有一些文章所描述的那么大，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地方首脑的头等任务。
但竞争的张力仍然存在，各自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色。广东试图在社会和政府治理方面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人们注意到广东正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公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宽待那些非政府的慈善和公益组织的发展。同时广东也试图改变传统的维稳模式，尝试以更温和的方式处理群体性事情。在乌坎事件中，传统维稳模式遭遇重大失败，广东省高层很快调整策略，以温和方式应对，表示要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这个事件也许是个标志，那就是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用敌对化用语和方式来处理群体性维权事件。
这就涉及到党治民主的另一个维度，那就是容纳国民更大的参与问题。这种容纳一般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对国民日益增多的维权参与的被动应对。
在发展程度比较高，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广东省，首先尝试以更加民主的方式来应对，是彰显广东模式的特色所必须走出的道路。这样的话，党内竞争就有可能推动党外参与的发展，党治民主就会在这种良性互动下呈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真实性。
而薄熙来为了消解人们对重庆模式诟病，在最近的市委三届十次会议上，高调谈论民主法治，认为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可以解读为他又在民主问题上抢占话语权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解读为他在与党内竞争者寻求更大程度的共识。
如果党内竞争能够导致地方官员以更加民主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和政治矛盾，那么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新型党治民主就有可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一个新的时代也许真的会来临。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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